《气功》第九卷刊载孟乃昌《周易参同契通考》，当时读后颇不以为然，今日重读，又发现了一些新东西，虽然对于实际修行没有多大用处。但《参同契》盖称“万古丹经王”，而错简异常如碎磁（可能是有意为之的），未免可惜，若能因此而略有改观，似乎尚有些微意义。故作此文，一并列出，尚请方家教正。


笔者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参考，故只能从孟乃昌的《周易参同契通考》中找寻材料，而所得出的结论却与孟大不相同。今据其云：“《旧唐书经籍志》丙部五行类：《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周易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又《五相类》一卷。”又引《神仙传》（且不论是否出自葛洪之手，但“出于唐代以前”，而早于彭晓本以及阴长生注本、容字号无名氏注本，是可以确定的）云：“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三卷”。又唐时刘知古《日月玄枢论》云：“抱朴子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篇。”综合而论，魏伯阳不仅著有《参同契》，还应另有一篇《五相类》并传。而且本文中也确实有“命参同契”及“命五相类”二句为证明。而独独孟则认为“魏伯阳是《互相类》作者，而不是《参同契》的作者。据《龙虎上经》撰写并改名为《参同契》的，也不应是魏伯阳。”其理由无非是魏伯阳批评《参同契》“敷陈梗概，不能纯一，泛滥而说……”，紧接着就说：“故复作此，命五相类”，而另一句“命参同契”则“与其说是由此命名，不如说四言句对书名的解释或理解。”然而，孟氏难道没有看见在“命参同契”前有“非徒累句，谐偶斯文。殆有其真，砾珞可观，使予敷伪。却被赘愆”，紧接“命参同契”一句，这显然是作者魏伯阳命名此书为《参同契》的。


孟氏之错误，实因他考证得《神仙传》是伪作，所以凡《神仙传》所言，皆不可信。不信《神仙传》所说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三卷”，而只相信阴、容二本（其实阴、容二本亦互相矛盾），因为考证得阳、容二是“唐代注本，早于彭本”。但鼓晓注本及朱熹本，虽然都标明于《参同契》外另有《五相类》一篇，而检查本文，则几乎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其为错简或脱佚无疑（这是孟氏错误之客观原因），然以错简的可能性较大。


笔者检查今本之上篇“唯昔圣贤，怀玄抱真”一段。即彭本七十九章最后云“吾甚伤之。定录斯文。字约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条，核实可观，分两有数，因而相循。故为乱辞，孔窍其门。智者审思，用意参焉”其中“故为乱辞，孔窍其门”之“乱”字，并非谬乱之意。而正相反。乃整理撮要之义。所谓“治之也”（《说文》）。古书中“乱”字有用此义者，如《离骚》、《九章》中即多在最后有总括全篇之“乱曰”，故能云“孔窍其门”也。否则岂有前面已因“昔圣贤”“托号诸石，覆谬众文”以至后世“迷惑”，而“吾甚伤之，定录此文”。而随后又说要作谬乱之辞呢？谬乱之辞又怎么接得上“孔窍其门”呢？因此所谓乱辞，即“法象莫大乎天地……”一篇（彭本八十章至八十三章），而七十九章乃其序言。而笔者又觉得，孟氏所指魏伯阳批评《参同契》那一段（彭本八十四章，紧接“乱辞”）：“《参同契》者，敷陈梗概，不能纯一，泛滥而说，纤微未备，阔略仿佛，今更撰录。补塞遗脱。润色幽深，勾援相逮，旨意等齐，所趣不悖，故复作此，命五相类，则大易之情性尽矣。”则是“乱辞”的后叙（包括彭本之八十五和八十六章），也就是说从“惟昔圣贤”一句始直至“审而不误”止，为一完整篇章，实即《五相类》也，其内容则为《参同契》之撮要，故有对《参同契》之批评，所谓“敷陈梗概。不能纯一，泛滥而说”正与“故为乱辞，孔窍其门”相当。作者魏伯阳在此之前确有《参同契》（所谓“吾甚伤之，定录此文”即指《参同契》），故而《五相类》中有“今更撰录，补塞遗脱”及“故复作此，命五相类”。这样今本《参同契》中，魏伯阳有二篇：《参同契》及《五相类》，应无可疑，并且《五相类》之原貌亦已基本确定。


今本《参同契》下篇除《五相类》一篇外。还有“象彼仲冬节”一段（彭本八十七章）及“郐国鄙夫”一段（彭本八十八至九十章），笔者以为，“郐国鄙夫”一段既有“命参同契”及“魏伯阳著”之廋辞，当为未错简前之《参同契》之结束。由此亦可推断今本《参同契》上、中篇中之四言句即为魏伯阳之《参同契》，而五言句则为他人之著作（徐从事或淳于叔通，暂且勿论）。而从今本看，五言句大都在上篇，四言句大都在中篇。又魏伯阳同时作有《参同契》及《五相类》。今《互相类》在下篇。则《参同契》应在中篇，以相连属，而五言句（姑称之为《龙虎经》吧）则为上篇。即《龙虎经》在《参同契》前这样，许多说法都可以会通了，而今本《参同契》除《鼎器歌》外的，篇大体就是《龙虎经》、《参同契》、《五相类》的杂合体。而又留着点原来的框架。因此很可能是故意搞乱的。另外，孟乃昌所指“天地者，乾坤坤象也”等“很象是早期注文”，笔者以为此乃原作者解释所引“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一句，而此句出于《周易》之《系辞》。故原作者再加解释。此类引句如“乾坤者，易之门户”、“乾刚坤柔”很多，不能视为另有作者。既然是故意的，则往往可以有线索可寻。如上篇之首，论乾坤坎离，六十卦，四时，纳甲。中篇也是这几个（由此亦可知，上篇或中篇，必有一篇根据另一篇而仿作，而以《龙虎经》在前较为可能。至于孟氏所谓四言与五言内容之歧异，笔者不能同意，如谓四言句“挺除武都，八石弃捐”，而五言句云：“八石正纲纪”。因此说两者“对八石总体的态度对立”，但五言句中有“捣治羌石胆，云母及礜磁……千举必万败，欲黠反成痴”，这不明明是批评八石吗？）因此，现在我们也完全可以再作一次把四言句与五言句分篇的事，纵然不能完全恢复原样。也可有十之七、八吧。而那些四言、五字错综成文者，则视语气及韵脚，或者依旧，或者挪置至内容相关的地方。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再有下篇八十七章“象彼仲冬节”一段，则当归入上篇五言句中，而且应当是最后，作为《龙虎经》之结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之彭本和朱本之“五相类”中，除了此一段外，只有“参同契者……审而不误”（八十四至八卜六章），和“郐国鄙夫……安稳可长生”（八十八至九十章），而这两段恰恰分别是《五相类》和《参同契》的结语，因此这第八十七章完全可能是上篇《龙虎经》的结束，而应在“名者以定情，字者缘性言……古记题龙虎……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一段之后（彭本第四十章）。有些版本将此段置于“四者合三十，阳气索灭藏”后，遂将原文割裂，殊为不妥。且此一段文字，绝非一般内容。笔者臆见，实亦为廋辞！如“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一样的廋辞。前面曾说过，《龙虎经》与《参同契》必有一篇仿作，或者说有一篇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仿效另一篇的可能。则《参同契》末后有廋辞，《龙虎经》之末后极有可能也是廋辞。《参同契》于吻辞前，有“辞寡意大，后世宜遵”，而今本上篇之末句“学者加勉力，留连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意正相同。故紧接下去。最可能是廋辞（未能一条举，请比较原文）。


从内容看（且用旧体字全部抄录，以便猜射）：“象彼仲冬节，竹木皆摧伤，佐阳话贾旅，人君诘自藏，象时顺节令，闭口不用谈，天道甚浩广，太玄无形容，虚寂不可睹，匡郭以消亡，谬误失事绪，言还自败伤，别序斯四象，以晓后生盲。”其中多有损合之字。如“伤”、“藏”、“消”等。而字面意义则忽连忽断，没有什么实在的联系，令人有不知所云之感，恰如“委时去害……”一段。且云：“别序斯四象，以晓后生盲”者，岂非如“魏们阳著”四字之××××耶？否则何必云“别序”。又和何必如此郑重说：“以晓后生盲”？廋辞既盛行于当时，而此段文之内容与位置又如此微妙，其为廋辞，更有何疑！


可惜的是，笔者不会猜谜语，虽然模模糊糊猜出一两个字，又不敢写出来，变成先入之见，反而妨碍读者的思路。假如有谁猜个正着，也请告知大众。更请告知笔者，令笔者数年之疑窦，一时顿开。若有方家，早知个中原委，应请视文字如儿戏，趁手拈出数言，以嘉惠后学（此固不仅指此事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