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文本：注解了《老子》的前十章 。

   有关老子研究的资料:是2004年10月到2005年12月的一年来的老子研究活动的实录。

写在前面的话

《老子》文本（订正初稿）

《老子》前十章的注译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小结

有关老子研究的资料

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老子其人其事

还老子以清白

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

和杨振宁先生说一点悄悄话

《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

《老子》第一章的初步研究

感谢　




　


　　

写在前面的话

　　历来对老子误解很多，造成误解的原因也很多，归根结蒂是对老子的时代模糊所致。随着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面世，于是使老子所存在的时间早不过春秋末，晚不过战国的“太史儋”之时，被锁定在战国初、中期百余年前后而成为定局。这就使得人们局限在如此狭小“天地”，怎能认识老子？

　　原来老子是西周时期人，这与战国初、中期差三、四百年之多。人们的语言、文字、思想、认识、意识形态等，都相差太远。人们又用汉朝以后或用现代的语言、文字、思想、认识、意识形态等之固定的观点去认识老子，焉能不出错？何况还隐匿一个“太史儋”偷书的问题，于是就错上加错。

　　所以，“认识老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也关系到我们的祖国的“传统文化”。

　　故此，个人涉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居然有其所获。然而，这些却与时下的认识不一。不得已，硬着头皮将这些认识编成小册子，以暴露在大家面前。虽然，只收入了：《老子》文本的《订正初稿》、《老子》前面的十个章节的《注译》和有关的某些《讲话》所整理的资料，但也可以略见一斑。切盼识者、俊杰、诸君，惠赐指正。


　　陈光柱2005.12.2.


　　老子研究 第二辑（2004.10——2005.12）

　　目录

　　《老子》文本订正初稿-------------------------------------3

　　《老子》前十章的注译-------------------------------------20

　　第一章---------------------------------------------------21

　　第二章---------------------------------------------------23

　　第三章---------------------------------------------------25

　　第四章---------------------------------------------------27

　　第五章---------------------------------------------------27

　　第六章---------------------------------------------------29

　　第七章---------------------------------------------------30

　　第八章---------------------------------------------------31

　　第九章---------------------------------------------------32

　　第十章---------------------------------------------------33

　　小结-----------------------------------------------------35

　　有关老子研究的资料 --------------------------------------36

　　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37

　　老子其人其事---------------------------------------------45

　　还老子以清白---------------------------------------------50

　　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55

　　和杨振宁先生说一点悄悄话别-------------------------------62

　　《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65

　　老子地第一章初步研究-------------------------------------69

　　感谢-----------------------------------------------------85 　





　


　　

《老子》文本（订正初稿）

　　由于历史的原因，致使《老子》文本，出现某些错误。故此，订正这些错误，就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必尽的义务。订正错误，谈何容易。必须知道老子其人、必须知道老子其事、必须知道老子其书。

　　老子是西周时期人（今陕西宝鸡眉县），出生于公元前854年。姓单名逨（其父单龚是周厉王时的一名高级武官）。因为受到公元前841年国人暴乱的影响，这才有机遇伴读六岁的“周宣王”，并当起特殊的侍卫。正因为有这样特殊的机遇，单逨和小“宣王”一同受教于“召穆公”，一同读“古公亶父”的《德论》——《归藏》篇。与宣王共同学习、探讨、认识《归藏》长达六十年。这才奠定了完成后来宣王临危受命的任务——重修《归藏》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老子》。

　　《老子》，原刻写在甲骨上，用的是甲骨文。到春秋时竹简逐渐兴起，使用的文字是籀文，于是《老子》也被转抄（刻）为籀文。到战国时经“太史儋”“偷书”而促使文本的混乱并被转抄（写）成三种文本：官方本、社会本、社会残本。显然由于多次转抄，有意和无意所造成错字、错简，就在所难免。

　　有缘涉足《老子》，斗胆挑起订正《老子》的重担，虽然自不量力，但不得已而为之。并且有不少的朋友建议：作为“征求意见稿”而拿出此稿，以便抛砖引玉。因此，恳切求助于有心于老子研究的人们，针对此稿，赐以批评和教正。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注：已删除四个字，据帛书。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注：增“故”一字；增“恒也二字”。据帛书。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四章


　　道中而用之或不盈。

　　渊兮，似万物之宗；

　　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注：“冲”正为“中”。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第六章


　　欲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注：原“谷”为“欲”，当正。


　　第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注：删除“与善仁”三字。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遂身退，天之道。


　　第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涤除玄览能如疵,爱民治国能无智乎？

　　天门开阖能为雌,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注：删除三个“乎”字和“生之”等二十字。


　　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

　　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注：增补帛书《甲》、《乙》本有的“一者”二字。


　　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

　　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

　　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第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十八章


　　大道废，定有仁义；智慧出，定有大伪；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

　　注：增加二“定”字和二“安”字；原“忠”误，当正为“贞”。


　　第十九章


　　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

　　注：原“圣”字误，当正为“礼”；“绝学无忧”当属本章。


　　第二十章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注：“自今及古”从帛书。


　　第二十二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

　　乐得之。

　　注：据帛书，八字“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当删除。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

　　其在道也，曰：馀食赘衣,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注：“馀食赘行”当正为“馀食赘衣”。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

　　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

　　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

　　袭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

　　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注：“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

　　无极”等二十三字当删除。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

　　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

　　不得已，果而勿强。

　　物壮而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注：据帛书“则”当为“而”。


　　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

　　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犹小谷之与江海。

　　注：据帛书，“川”和“于”应为“小”和“与”。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哲。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注：“智”误，当正为“哲”。


　　第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第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

　　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

　　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

　　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

　　自正。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注：两处“德”当正为“得”；删除“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句。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

　　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

　　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

　　恐蹶。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

　　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注：据文意，将四十二章的二十五字移至本章；帛书可证。


　　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

　　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

　　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第四十二章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

　　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

　　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

　　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

　　不殆。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人好径。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

　　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夸。非道也哉！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

　　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

　　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

　　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

　　不道，不道早已。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

　　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

　　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

　　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

　　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

　　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

　　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

　　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第六十一章


　　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

　　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

　　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注：删除“为者败之”等二十二字，已见二十九章。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德）。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第六十六章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

　　也夫！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圣人不病，以其病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

　　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斵），夫代大匠

　　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

　　者补之。

　　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

　　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

　　正言若反。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馀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老子》前十章的注译

　　朋友们早就要我搞个《老子》的注、译，我却迟迟未动手。这是因为，每当我提起笔来“注”、“译”《老子》之时，我就难了：难的是我力量不足、难的是我知识太少、难的是我水平太差、难的是我对《老子》还是似懂非懂。于是，我只能把前十章的注、译迟到现在，才奉献给大家。并且，借此机会说一点体会，供大家参考。

　　首先这也是我经常说的：必须搞清楚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子做过什么事；《老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还必须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历史；还必须知道一点当时的意识形态之大致；知道一点殷商、西周的金文；知道一点殷商、西周的甲骨文等。

　　其次，应当有一点哲学常识（这不全是书本上的常识），知道一点人类发展的前景、憧憬一下未来是一个什么样（这恐怕也很难）。还要有一点刨根问底老子似的精神。

　　另外，必须知道：从商王朝到西周当时有一个中华民族特有的现象，这就是“人”和“民”的区分相当严格。“民”就是“民”，“民”要成其为“人”是很难、很难的。中华民族的此种“传统”沿用至今，谁都知道，谁都不说！“民”当“小人”的资格都没有，“小人”是相对“君子”而言的，于是“人”中的“小人”和“女子”就是难养（难教——孔子语）。所以，后来的孟子由衷地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显而易见：善政是目的，善教是手段。故此，哪个统治者不爱“得民财”！哪个天子不爱“孔”、“孟”？于是乎，他们（孔、孟）拾取西周所摒弃的“仁”“义”“礼”“智”，如获理论之至宝，重返政坛，为天子一人而效劳。不是吗，君不见，清王朝把儒家理论发挥到淋漓尽致，所有的人都是天子一人的奴才！“民”是没有资格做奴才的，他们只能做奴隶，他们能有什么权力？

　　真的读老子很难吗，非也。只要你不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民”的立场上。那么，《老子》不但通俗易懂，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大实话。是否这样，敬请大家查证之。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历来人们都游离在老子的认识之外，原来他们都是“人”！

　　他们都是向上爬的“众人”、“智者”（《老子》专用语），焉能读懂《老子》！？

　　所以，不懂得“民得”的人，是读不懂《老子》的。不知道治国必须“正”君（教育君王，高度重视自律），同样是读不懂《老子》的。高度重视自律和保证、保障“民得”，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这种传统美德可追根溯源至五千年前。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说明】

　　根据通行本，参照帛书本：删去通行本多出来的四个字，因它们出现后，使文章离开了主题；同时也删去帛书《甲》、《乙》本中的八个“也”字和一个“所”字；再者，天地之始之“天地”二字，是通行本为了“对仗”而出现的，应按帛书本还原为“万物”二字。因为按本文意思来看，是为了论述“异名同谓”的问题的。所以，“无”和“有”的名，都是对万物起了同样不可忽略的作用。但是，鉴于当时的人们对“地”的概念还是有的，是什么样的字符，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这里还是用“天地”二字，注意它们与“万物”二字的含义是一样的。


　　【字词句注释】

　　道：在《老子》文中“道”有两种：一是指“常道”，路也；二是指“非常道”，理也。

　　可：“之所以”的意思，特别称谓的意思，离开原来大家所识的意思。本文中出现两次“可”字，后面三章中出现一次（不见可欲）都是与原来的主语相离的意思。

　　道可道，非常道：“道”字，之所以可称谓为“道”字，就不是原来大家习见的道（路），是“道理”也，是思维中一定的“路径”（看不见的路径）。

　　名可名，非常名：“名”是概念，是人为规定。名之所以为名，就是概念问题，人为规定问题，也就不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张三、李四”等具体名的问题了。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注意、注重之所以人们要规定其名的道理，于是名也就有各个具体的名存在的道理。

　　无，名天地之始：“无”这个名有什么存在的道理呢？只要重视某物，即使不知其名，那么也就有了某物的“无”名了。这就是说，最先给予某物所做出的人为规定之前就有了它的“名”了。所以说，“无”这个名是认识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开始。

　　有，名万物之母：正因为认识某物，必须给予它一个人为规定。所以“有”这个名就是认识万物之母了。于是随其第一个“名”之后，其它相应的“名”，也就逐渐从“无”名到“有”名了。这也是下一章“有无相生”的内在道理，也是本章“无”、“有”的名的道理。

　　故：缘故、原因、所以、因此、因而、是以等转换的联系，是老子逻辑思维的重要递进的概念（名）。

　　常无欲：等同“常欲无”。只有“欲无”才是人的行为。动物是可以“常欲有”的，唯独人，不仅要“欲有”，且必须要“欲无”。才能是人，才能不断认识客观世界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乃至前进。

　　常有欲：等同常欲有。

　　妙：神奇、巧妙、奥妙、端倪。

　　徼：等同“妙”，并且加深了“妙”的内容。有寻根、寻边际之意、追索之意。

　　玄：用颜色或深远来解释“玄”都是错误的。要认识“玄”，还必须知道一点甲骨文。甲骨文内的“不玄”和“不玄冥”是相对于“一告”、“二告”、“三告”而言之的。所以“玄”字与“告”字有同等功效之妙，且其寓意更加深刻。“告”具有简单直白、明确表达的意思；“玄”则具有原因、为什么、之所以等意思，显然“玄”字还包括分析、探讨、研究。所以，甲骨文内的“不玄”是隐藏自己的意见；“不玄冥”则是洋洋多言、不着边际、究竟说的是什么、听不明白。于是《老子》文章内的“玄”字，就是认识、探讨、研究的意思。本文的“玄之又玄”则是认识再认识、研究再研究的意思。诚然，当时什么认识、研究、分析、探讨、原因、为什么、之所以等都是没有的，这只是现代语言。但要明白的是，当时是有这些意思的。注：对甲骨文中的“玄”字的认识，是我的认识，与“权威”认识相左。

　　众妙之门：“百科”（各种科学）、“百艺”（各种技艺）的大门（研究的必经之路）。


　　【译文】

　　“道”（理）可以称为“道”（理）的，就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道路之道；“名”可以指为“名”的，就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普通之名。

　　例如：无，这个名是认识万物的开始；有，这个名是认识万物的起源。

　　所以，常常（随时随地）地求索“无”，就能看到客观世界的奥妙；常常（随时随地）地去求索“有”，就能认识大千世界的端倪。

　　“无”和“有”这两者，都来源一个出处，这是我们应该而必须知道的简单道理（道）。不断地、深入地、反复地求索、认识，就可以认识各个具体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走向自己的认识天地。立足于社会之中，正确的认识“百科”（各种科学）、“百艺”（各种技艺）之问题。


　　【读后】

　　这是《老子》文章中的标准独立结构的完整篇章。运用的是双向思维方法，得出准确无误（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到它的错误，就是在人类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也还是看不到它的错误之可能）的命题：“常无欲”以观其妙。

　　1、为了说明“名”（概念，人为规定）的问题，启用假设的“道”，把“道”（路）换成了道理（思维之路―—老子的认识）。于是构成了问题的提起，并且明显地循着双向思维的方式进行的。透过全文就知道，当他说“道”时，什么时候，都没忘记“道”的另一翼——“反”；说“名”的时候，也注意到“实”。岂止如此，就是开头，也是由“道”和“名”共同一起进行“名”的思维的。

　　2、对问题的提起后，马上以“无”和“有”为例，说明了一个未曾引起我们注意到的作用问题。这就是精妙的，恰如其分的哲学语言，双向的、一览无余地包容着人世间所能涉及到的问题。

　　3、以“故”为转折，“故”前为原因，“故”后则为必然之结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是一个命题的导出。当然是一个双向的命题的导出，是一个破天荒的“人性”问题的导出。

　　4、再次强调了这种思维方法的重要，强调了“人性”道理的重要。可惜的是，我们直到现在，还游离在《老子》一章的认识之外。

　　5、“异名同谓”是本章导出的重要理论论述方法，后文多次用到。

　　这一章并非专门论道，然而却又实实在在地在讲道理（每一章都是在讲道理）。且还是人之所以是人，而从人的本质上、根本上来论述道（理）的。

　　人的本质是能够认识“无”，从“无”中创生出有来，才能“长揖而别”其动物界，才能生存生活而不断谱写自己的人类历史。

　　在西周当时还没有后来出现“地”字。但并不能说明，西周当时没有指“地”的字符。它是什么样，我们现在一无所知。然而，春秋和战国期间的人，去西周时间不远。把什么样的字符，翻译成“地”字，是可能而现实的。于是，在《老子》全文之中，反复出现“地”字也就十分正常。

　　本章是老单（耽）自己的言论，是他自己的论述，结构的严谨为现代论文之少见。

　　老子第一个起了“道”（理）的名，一直用到目前乃至未来！

　　老子第一个总结出“异名同谓”的重要理论论述方法！

　　这里要说的话太多了，如关于“名、实”，“道、反”，“无、有”，等等“异名同谓”的问题，和“人性”的问题，都是人们不曾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


　　【说明】

　　依帛书本删去通行本的“生而不有”四字。补进通行本应该有的而帛书本抄写漏了的“故”字，补进通行本所缺少的“恒也”二字。


　　【字词句注释】

　　天下：点题之笔。这是君王的口气，也就是周宣王的认识。他才可以面临西周之统一的“天下”而言之，但这是老单借君王之口而言之的。当然“天下”也有其狭义的含义，是指“大家”的意思、所有人的意思。

　　美：在《老子》全文之中，所有的“美”字都是指“言”。所以“美”与“恶”都具有同一出处，“异名同谓”也。其判断标准是不固定的，可以因人、因时、因事而异。然而，在《老子》全文中，“美”与“恶”都具有同一的作用，是愚弄民众、欺骗民众的。

　　斯：于是、乃是、就是。

　　恶：是与“美”相对而言的，与“美”具有同一的作用

　　善：在老子文中，基本上是指行为。本章是指行为。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是说美与恶的现象和善与不善之行为的起源。“有无相生”是“言”从“无”到“有”滋生起来的；“难易相成”是指“行”（为）从“难”到“易”进展而来的。

　　长短相形，高下相盈：这是说美与恶的现象和善与不善之行为的发展过程。前者是“言”通过说长道短相比较；后者是通过议高论低（下）不断改善充盈，致使“行”（为）“圆满”、“完美”。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是最后见诸于君王身上的“言”“行”了。作为统治者的我，一唱“百和”、一行“万随”。显然，前者是“言”，后者是“行”。

　　恒也：指“美”与“恶”之“言”，“善”与“不善”之“行”，从滋生到发展到定型的过程是必然的。也就是统治者的言行所形成的进程都离不开这些过程，古今一个道理。它们（言行）的目的都只能是为统治者一人服务而远离民众。故此，其言其行绝不能任意。

　　圣人：仅指统治者一人。《老子》全文中的“圣人”，除指统治者一人外，还含有“圣人”必须受到教育和严格规范。所以，《老子》文中的口气，几乎是命令似的。这却透露出：一是古公亶父的言论；二是周宣王自己的话；三是“老单”在周宣王授权下，以“教父”的身份教育“圣人”、教育统治者、教育后继之诸天子。如本章“命”其“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教育“圣人”的！

　　无为之事：不能为“善与不善”之事。

　　不言之教：不能说“美”与“恶”之内容的话。

　　万物：万事万物。此处指“言”“行”所能涉及到的“民事”，社会内之诸事。

　　万物作而弗始：你能指使民众该做什么事，或不该做什么事吗？你能代替民众、规定民众所做何事吗？

　　为而不恃：民众之所做的事，你推动他们，使他们达到目的，这只是你应该而必须所做的事，不应该自我把持、自张、自显。你决不能“自恃”、恃才自傲、恃强凌弱

　　功成而弗居：民众所能办成功之事，不是你的功劳，只是你应该尽力的事。你不能自持有功，让民众感激你的“救世”之恩，或什么“皇恩浩荡”，乃至圣明、英明等等。

　　是以：所以、因此。

　　不去：指不居功而客观上“功”（尽力）在，民“安居乐业”是你最大的社会之功，抹煞不了。


　　【译文】

　　大家知道：美言之为美言，其实就是恶语（它们异名同谓也）；知道善良的行为同样会隐藏着不善的脸谱。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实现象。造成上述现象来源是怎样的呢？它们是这样发生、进展、定型的。所以，“言”是从“无”到“有”而滋生的，“行”是从“难”到“易”而造成的；“言”是在“说长道短”或“扬长避短”相形之下进展的，“行”是在“议高论低”（下）或“就高去低”不断修正而完善、盈满的；于是，使我能“说”则“和”者必“多”，我“行”则“跟”者必“众”！这种潜在道理从古至今是不变的啊。仔细认真地“玄之又玄”，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与我们主观善良的愿望完全相反！

　　所以，（要杜绝上述怪现象，必须认识其进展过程，必须提高认识，高度自律）要处无为之事（不能做善与不善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能说所谓美与恶的言论）。

　　因为面对万事万物，特别是涉及到民众的万事，你能去让他们应从哪里开始、去做而作他们的主宰吗？你的执政行为只应有利于他们的衣食住行的保证和改善，仅此而已。

　　这难道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而企图“把持”（恃强、恃才）它们，进而背离民众的衣食住行吗？民众的正常劳动、养家、繁衍、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各成就各自这些“事业”，你只能保障，保证这种正常的环境。即使你有益于这些方面，你又有什么可表白的功劳？所以，你明白了这些，能让民众安居乐业，你的功劳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读后】

　　本章和一章一样，也是标准独立结构的完整篇章，运用的是双向思维方法，以言行这一统治者自身的普遍现象，讲述了一个几千年来人们并不重视的深刻道理！统治者的言行是多么重大的问题啊。

　　全文分四段，层次清明，严整：

　　1、统治者稍微不慎，其言其行就会酿成极大的错误乃至灾害。

　　2、这些错误，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滋生、蔓延、发展（在一片叫好声中成长，壮大），一旦成为统治者自己的言行，则又会在奉承声中巩固它们的地位而不可一世，但最终是荼毒民众！

　　3、所以，必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就是结论。

　　4、只有按此结论言行，才能有利于民众们的生活生存，这种盖世功劳是挥之不去的啊。

　　本章讲了一个道理，要统治者必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可是一个亘古以来所未曾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统治者们）。

　　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问题呢，《老子》文中，是通过现象，进行追根而认识的。仅以“不言”而论：（在西周时）贤、智、仁、义、礼、学、巧、利等，都是“骗民”的，都是为天子一人而服务的。与“民”有什么相干？与“民”相干则是“骗民”。这就必受到智者（众人、庶官）们的诱导，就必受到他们的妄言，而层出不穷的理论翻新。由他们的嘴皮子功夫，颠来倒去，玩弄“理论”于股掌之间，献媚于天子脚下，以达其役使民众之目的。民众却日复一日，依然如故地挣扎在生存生活的线上。

　　“圣人”二字，最早出现在西周的青铜器上。如西周中期的“师望鼎”的铭文：“弗忘圣人之后”。其次当属晚期周宣王时的“逨鼎”，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的十二个“逨鼎”，就有十一例：“圣人孙子”。显然，西周金文中的“圣人”的意思还只是对有功于周王室之功的已故臣子的尊敬称呼。然而《老子》一文是率先和《诗经》内的《大雅·荡之什·桑柔》文中的“唯此圣人”一样，是指较好的统治者。并且强调、规范他们，如何才有资格做“圣人”！做一个较好的统治者，做一个对民众有利的统治者。　　*本章是《老子》全文中纲领性的文件，全篇基调均在本章之中。

　　老子第一个提出要统治者必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说明】

　　通行本与帛书本没有原则上的冲突。相形之下，帛书本还有多余的字，故以通行本为是。


　　【字词句注释】

　　尚：提倡、推崇。

　　贤：原意为“多才”。西周时“才”通“财”。故“贤”被引申为两意，“多才”和“多财”。“多财”转变为“聚财”和“敛财”的不正之风，显然是“恶”言；“多才”成为多有“才能”的人，渐变为统治者的“工具”（智者、众人及其庶官），这是“美”言。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其“贤”的哪一方面，都是离开民众的根本利益的，都只是为统治者役使民众而效力的。它所带来的危害就是形成“民争”而不安定，甚至产生“尔虞我诈”之陋习，也改变不了民众的根本面貌。所以“贤”字正是“言”的表现。遵守“不言之教”就不能提倡“贤”字。而且“贤”字的第一个衍生物当是“仁”字，这在五章就会涉及到。诚然，现在人们是不能理解这种认识的，这是西周时的认识。

　　不贵难得之货：不珍贵难得的“财货”，这是统治者的行为。这个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显然这是上章中“善与不善”的问题。

　　盗：不正当的行为。这是在“善与不善”的“贵难得之货”的引诱下，而滋生的行为。民众中有了这样的行为后，能杜绝得了吗？这将成为社会上的不治之症！事实真相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见：同现。

　　可欲：“可”字在《老子》文章中含有“特指”或“不同于”的意思。如“道可道”，则“道”已离开了“路”的意思。欲：是动物和人都必须具有的本性，一章正是认识“欲”的功能和作用，然而在此章之中，“欲”前加“可”字则是指，有别“欲”本身的“非份之欲”，是正当“欲”的“另类”。这是指类似“尚贤”和“贵难得之货”之欲望，这是“欲”中的败类！这种欲望的初始，不是民众中所能自发而出现的，这只能在有条件，有权势，有地位中的人们之中率先表现出来。而由他们泛滥影响，推而广之波及开来，成为人欲横流的现实世界！这正是“乱”的开始原因啊。

　　乱：是对“争”和“盗”具体所指的概括，包容“争”和“盗”，并且更加宽阔。“乱”来自“可欲”。

　　虚其心：不要用美与恶之言（“贤”）去蛊惑民心。虚：没有、或“对美与恶之言”一无所知。

　　实其腹：民众所要的是温饱，不能让他们犯愁。犯愁，对这基本生活的“保证”不管用。

　　弱其志:不要转移他们的视线,去思考成“贤”才：为着赚钱、敛财；或者当智者、众人、庶官等,都不是“保证民众的基本生存生活”问题。所以，诸如此类之“美”言都是于社会不利的。他们如果变成赚钱、敛财之人,其受苦的还是剩下的民众；他们如果成了智者、众人、庶官，受害的同样还是民众！

　　强其骨:不仅仅满足民众的温饱,还要不断得改善他们的生存生活条件。

　　无知:本章的“无知”指，对于“尚贤”之“美”言,民众不知道才是最好。如果非要让他们知道,只能是百害而无一利。

　　无欲:这里指的是不见“可欲”：“无欲”与“有欲”都是正经事。给他们生产知识传播推广,激发他们这样的欲望，其乐无穷！一章说的就是这种无欲。

　　智者不敢为:“智者”在《老子》文中与“众人”一词具有同样的作用。在西周之时,有一句话是：“治乱在庶官”！此庶官是基层官员,由于他们的违法乱纪,从而造成越治理越乱的局面。老子在他的文章内，就是借用“智者”、“众人”而指这样一些所谓的基层官员的。本章,由于“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于是“乱”之根本，正是这样的庶官、智者、众人的危害而造成的现实。民众只能看到自己的基层官员,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民众的心眼里。正是他们贩卖的“可欲”,才使民众有“争”,有“盗”,有“乱”。如果严令其“智者”不现可欲,民“乱”得起来吗？！当然“严令”是不够的,如果“智者”不敢“为”,则民无知也！“乱”能产生吗？

　　`另外,“尚贤”的言论是谁传播的,是智者们,把“贵难得之货”说得头头是道,是谁宣讲的,是智者们。可欲成为欲的现象,是谁出的主意,是智者们。他们在统治者周围,诱导统治者,“贪色”、“贪财”、“贪货”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些“智者”之敢为，如果让他们不敢为,岂不是没有这些怪现象出现,“民”怎能争、“民”怎能盗、“民”怎能乱?大家同在一片蓝天下笑逐颜开。

　　为无为：二章中的“无为”之有益，你不能掉以轻心，你的言行必须符合民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符合民得，保证民得，完善民得，这才是你的行为。

　　无不治：还有什么你所治理不好的事呢?


　　【译文】

　　不推崇尚贤的理论,使民众不进入尔虞我诈争斗的环境；不贵难得之货物,使民众不敢于萌发盗窃的行为;不出现可欲的现象,民众的心决不会惑乱。

　　所以,在统治者正确治理之下,应该：不能让所谓的理论惑乱民众的心思,解决实际的基本问题,保证民众的温饱；不要转移民众的视线跟着你去追求不应该追求的事,在保证民得的基础上改善它们的生存生活环境,才能强壮他们的体魄,减少疾病,得到健康。只有这样,只能这样才能使民众对你们所谓的理论一无所知, 对你们所谓的欲望一无所知,于是你们的智者、众人、之始作俑者还敢任意胡作非为吗?


　　【读后】

　　本章与一、二章不相同,它是在一、二章的基础之上举出了“美言”、“善行”乃至“可欲”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一针见血，一览无余，直面对主题“无为”而论述。

　　1.　　这是周宣王和单逨六十一年的合作,共同探讨和认识的结果,也是周宣王四十余年的执政经验，和老单七十余年人生履历的综合总结。他们一辈子探讨问题的中心就是：如何保证民得和怎样改善民得！只有他们才敢于面对这样大的问题，说出惊天动地的话来。除他们以外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于是造成直到现实的今天，都不能理解这样对“民得”十分有益的精辟语言！无论是什么样的美言，无论是什么样的善行，其目的都必定在现实中与“民得”背道而驰。从本章中列举的“尚贤”一例，和后面马上接触到的“仁”以及“礼”、“智”、“义”、“学”等之“美言”，又将如何，它们都暴露出了对“民得”蚕食的真正嘴脸！

　　2一、二、三章是《老子》全书的绪论，这已勾勒出《老子》全文的基调，为保证“民得”而必须规范统治者的行为。

　　3“贤”字在西周，我们能看到的是金文之中作为“人名”的记录。显然，在使用上，不论是“多才”还是“多财”的哪一种意思。都还是不妥的。离开西周很晚的时候，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贤”的解释还停留在：“多财也，从贝。”其注文为：“‘财’，各本作‘才’，今正。‘贤’本多财之称。引申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申之义而废本义矣。”

　　4对“贤”字的认识，还很肤浅。纵览《老子》之全文，“绝弃”的是：礼、智、仁、义、巧、利、这“六事”，以“绝学无忧”为纲。而“学”与“道”又是背道而驰的。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而损”。而“学”的出现与什么有关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贤”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对“贤”字的认识，还很肤浅。还没有走入“贤”字的危害“核心”。后来的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墨子说，要“尚贤”。显然，这都是与老子相对而对着干的人。

　　老子第一个在理论上批判了“贤”！并痛斥其危害。

　　老子第一个指出，：成为人欲横流的现实世界的始作俑者是“智者”！（“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才能无不治。）这可与现时的认识不一。 　





　


　　

第四章

　　道中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说明】

　　西周时无“冲”字，只有“中”字，本章的“冲”正是“中”字。原多余的十二字，当移至五十六章中去。


　　【字词句注释】

　　道：道理

　　道中：道理之中。

　　道中而用之或不盈：每事都在该事的道理之中去指导自身的行为而实践，你难道不觉得已知的道理不够用或者已知的道理不太深入（肤浅、不够用）的问题吗？

　　渊兮，似万物之宗：明白一切要用道理去指导自己的行为。故此，能遵守这行为的道理，岂不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这是面临万事万物之根本（宗）啊！

　　湛兮，似或存：一切要用道理去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这种清楚明白的道理，岂不是那样清澈无暇，一目了然，显然你将会清楚地看见它们存在万事万物之中。

　　帝：事物之始祖，最根本最先的存在（有形或无形的）。


　　【译文】

　　面对某一具体事物，必须进入该事物的道理之中去。面对该事物之行为时，用道理去指导自身的行为，这显然会使你感觉到，你知道的道理太少了，太肤浅了！只要你有这样的认识，你不会放松你对该事物的道理的探讨，去“玄之又玄”（认识再认识），这才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而能把握住自己行为之根本；你同样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去把握去实践而具有现实意义。这样简单的道理是谁派生出来的呢？它是谁的儿子，它是帝之“母”啊！


　　【读后】

　　本章开始涉及“道”，说的是道理。并且面对自己所面对的事情时，必须会认识到各具体事物的具体道理，不能偏离道理。显然这还只是半截子探索，还有话没有说完。尽管这样，却第一个指出了，对待万事万物都必须坚持在该事物的一定的道理之中（道中）去把握、认识、研究、解决！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如守中。


　　【说明】

　　据帛书本订正“闻”字。


　　【字词句注释】

　　天地：此词虽然不见于西周金文，但是后来的人根据老子当时的字符翻译成“天地”二字是妥当的。

　　仁：“仁”字左边是一“人”字，右边是西周时的“上”字。“一样的两长横”是“二”字，“上短横下长横”是“上”字。所以，“仁”字是从“上人”的一种行为，是善与不善的行为。故此，在西周还是根据地时期，已经被古公亶父开始“禁止使用”或“革掉”这种为上者的毛病。于是，在西周建国后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都不见于官方金文的使用之中有“仁”字。除了仅见的中山国在称王之后，“自铸”的鼎上有“王不率仁”之一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周王朝八百余年的时期内，在青铜器上有“仁”字。

　　“仁”字，在老子文中，都是被批判的对象。与“贤”字一样是美言、恶语之类的东西，是不能提倡的。

　　天地不仁：天地肯定是没有“仁”这个概念的，是不讲“仁”的。

　　刍狗：“束草”为狗以为祭奠之物，简称“刍狗”，和现在通用的花圈一样。在这里老子为什么用这样一个例子呢？这是一现实之中的普遍现象（生活常识）。当人们祭祀之前或祭祀之中，试问你对花圈（“刍狗”）的态度如何？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你都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出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地一丝不苟。老子正是取此意而言说“天地”、“圣人”对待万物、百姓的态度。

　　橐籥：风箱。

　　屈：竭、尽。

　　愈：更。

　　多闻：闻、听也。多闻、多听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那些始作俑者之言论。你决不能听他们的嘴皮上的功夫。

　　不如守中：中、道理之中。本章的“结尾”是与上一章的“道中”相“呼应”的，办事必须要守在该“事”的道理之中。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译文】

　　天地不要“仁”，天地对待万物是一个样，态度诚惶诚恐地“敬而诚之”地为万物效劳，所以万物“齐茂”而生机勃勃；（圣人）统治者也应该不要“仁”而效法天地，诚惶诚恐地“敬而诚之”地对待民众而为民众服务，则百姓安然康泰皆大欢喜。天地之间不是像一个大风箱一样吗？中间是那样空虚，然而它运动起来，永远有用不完的空气。但是你别忘了，离开了这个框架离开了你所认识的事物之道理，不在该事物的道理之中，则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决不能听信始作俑者的花言巧语而离开了“为民众服务”（民得）的宗旨。你必须守住这个道理，这叫做“守中”


　　【读后】

　　1、本章显然是上一章的继续，说明的是“道理之中”的问题，故而结尾则是“守中”。

　　2、本章严明地交代了一个立场问题：统治者必须“敬而诚之”地对待民众，民众是你的父母！你是民众的儿子。只有“为民众服务”，才能守住这个道理而主使你的行为。离开了这个原则，无论你说的天花乱坠，都与实际不符，都是变着花样欺骗民众！

　　3、回头我们看看从一章到本章：一章说了“观点”和“方法”；二章说了统治者必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三章说了一个不能听信始作俑者的“理论”问题；四章说了一个处事之时必须坚持在道理之中的问题，而没有说完；本章正是补足在道理之中的问题，并强调要守中，守住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那就是诚惶诚恐地“敬而诚之”地对待民众！这是多么完整的绪论，但是也还没说完，第六章马上涉及到。

　　4、“仁”字在《老子》全文之中是为人所不齿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五十六章之中；要统治者、智者、众人和民众都要处于同一尘俗之中“是谓玄同”。他进一步规范道：“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因为得到“仁”而亲密），“亦不可得而疏”（亦不可没有得到“仁”而疏远）；“不可得而利”（不可因为得到“仁”而享利于世），“亦不可得而害”（亦不可因为没有得到“仁”而感受到在受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因为得到“仁”而显得高贵），“亦不可得而贱”（亦不可因为没有得到“仁”而感到卑贱）。这正是由于“仁”这一怪物的出现，才造成这六种现象形成之可能。进而泛滥成：是、非不分，真、假不辩。由此而形成的十恶不赦之恶果，一直荼毒于中华民族的民众长达二千多年！

　　所以，老子第一个在理论上批判了“仁”这种行为！“仁”的危害，当是在古公亶父时期开始的，这是古老的《德》篇中的内容。虽然已经不知道其原话是怎样说的，但是从《老子》文中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当然也是周宣王和老单共同学习后的共识。 　





　


　　

第六章

　　欲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说明】

　　诸多本为“谷”神不死，但是，帛书《老子》之《甲》、《乙》本，均为“浴”。显然可知，在汉初以前人们还知道老子说的是“欲”。但又有点忌讳此“欲”，因《老子》文中反复强调“无欲”的问题，所以主观愿望上想说明老子是说的“干净”的“欲”，“用水洗过”的“欲”，故而用“浴”字来翻译在本章出现的“欲”字。注：帛书中并不可能确证“欲”通“浴”，因其他的“谷”也是用“浴”的。

　　“欲”是干净的，这无可非议。如：求知欲，正常的伦理之欲、饥饿等等，有什么不好。岂止如此，欲也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前身。人若没有欲、就没有要求、就没有希望、就没有人类前进本身的推动力，就没有需求、索取，就没有拼搏，就没有知识和认识，也就没有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要谈人类文明都将是空话。

　　另外，1993年湖北出土的楚简《老子》之中：《甲组》的第10简末到第11简开头，是“谷不谷”；在《丙组》的第13简中间却写成“欲不欲”。显然在战国中后期，都还知道：“谷”通“欲”字。

　　再者《老子》文本之中对“欲”字也是有认可的地方，如：一章的：常无欲，（实为常欲无）和“常有欲”（常欲有），以及《二十章》的末尾一句“我欲独异于人”（帛书甲本），“吾欲独异于人” （帛书乙本）。虽然仅是帛书中才有《二十章》最末的这个“欲”字，然而在王弼本《二十章》的注文中，却有“我独欲异于人”之句。显然是王弼看到了这个“欲”字，仅是在正文中把它删去了的。不认识“欲”字，当然不敢使用它，故而多本把此字更改了。

　　所以，当订正“谷神”为“欲神”。


　　【字词句注释】

　　欲神不死：“神”在西周时，人死变神。所以，圣人和管理、治理民众的都是人，他们死后就是神了。故“神”是保佑人的，后人称它们为家神，被供奉起来。老子在这里是借用此“神”字而来说“欲”字，于是这就是“欲神不死”了。按现在的语言，当是：欲这种精神是不死的！

　　玄牝：“玄”是认识、探索、研究。“牝”是雌性，在《老子》文中与“母”字同意，所以是原始的开始。故“玄牝”是研究天地之根的学问。按现在的语言，当是“哲学”的意思。

　　勤：尽。


　　【译文】

　　欲这种精神是不灭的，这是万事万物之所以是万事万物的所在的根据和理由。能正确认识“欲”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这是一门寻求造物之母的学问，我把它命名为“玄牝”的学问。进入这门学问之中，我们就会从天地之所以是天地的根源认识起！正确的把握住这种认识并能应用，那么将会看到客观世界内的万事万物都具有连绵不绝而存在着一种道理，其对人类认识的前进作用无穷尽也！


　　【读后】

　　这是一篇纯哲学论文。伟大的老子，敢于在二千七百多年前认识“欲”的问题，这是人类史的首创。西方世界认识“欲”，“晚”去很多，直到近几百年内，西方才重视“欲”的研究，而使他们钻到“人权”领域和“经济”领域之中，取得目前的成果。万事万物皆“有欲”，这恐怕是不少的人还是一无所知的问题。

　　就拿万物所具有的“占有欲”来说吧，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万物都占有各自的道理，所以《老子》文中说“道者万物之奥”（62章）。“道”也是万物之一，显然“道”也必有占有万物的“欲望”。岂止如此简单！“道者反之动”（40章），“道”还有占有“反”的欲望！于是“万物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何人曾想过？

　　这可能说远了，回到人类社会中来吧！在西周当时，民众是社会中最低层的“人”。可是，商和西周、乃至春秋、战国都把“民”不叫“人”，要叫“人”的话，则是“小人”。）民众都是不可或缺的庞大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王”的身上，所以，王的职责就必须保证每个民众的基本需求。于是，保证“民得”（民众的占有欲）则是王的神圣的“天职”。因此“民”的“不失得”就成了古公亶父《德》论的基础！而老单和周宣王正是在古公亶父《德》论的熏陶下，共同探讨了六十年，才留下了这人类精华的共识！

　　这是哲学问题的专门章节，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大，当应有更深的哲学探讨。关于老子的哲学问题，根本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实属憾事。

　　老子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认识了“欲”！

　　老子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认识了“哲学”问题，并且给予“玄牝”之名！ 　





　


　　

第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字词句注释】

　　天长地久：在西周人看来，天可谓长，地可谓久，什么事物都比不了它们的长久存在。

　　以其不自生：这显然是说天地长久的原因。天地从不为自己考虑、谋划、努力。天地干什么呢？联系五章可知，它是有利万物生长的。它对待万物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地为万物效力，而使万物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这是天地以甘露、大气、阳光、养料等的.“无私奉献”，而使万物茂盛起来的。这才是“以其不自生”的道理之所在。

　　故能长生：由于天地对万物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万物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所以，反而促成了天长地久之“永在”！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显然是排比句，是说圣人跟天地一样。圣人能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地对待民众而为其服务。那么，当民众有危难时，你难道不以身临之而会退缩在后？当民众有危难时，你难道不会将自己的生命置之于度外，而吝惜自己生命害怕而避之？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什么是“私”，“个人”为“私”；相对而言“大家”为“公”。圣人、统治者都是“个人”行为，所以他们的行为都是“孤家”、“寡人”的行为，是典型的“私”的行为。故此，这里的“私”都是指统治者的“个人”行为，要忠于他的职责（天职），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是为了民众之大家。所以，他们的行为决不同于民众大家的行为。为了民众免于危难不惜自己的身体而居（身）先；不考虑其后果（惜其身则后）把自己的生命置之于度外，使民众免于危难。这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必做的“个人”行为，这才是圣人的行为，这才是他的“成其私”！


　　【译文】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的原因，是天地从不考虑自己的缘故，它无私地奉献、滋养、促成万物蓬勃之发展，反而促成天地之长存。

　　所以，圣人、君王、统治者决不能同于民众的行为。什么时候他都只能把自身的利益“退”于脑后，时时刻刻处处想着的是民众大家的利益；遇到什么事都不考虑个人的安危，首先考虑的是生死存亡之民众大家的大事。这样，百姓安居乐业，“统治者的政绩”最优（生）；百姓喜笑颜开，“圣人身态”安然（存）。正因为这样，统治者应该什么时候都不要考虑属于个人的私事，（与民众具有的想法“同一”，这就不是“圣人”的行为。）什么时候都要考虑民众大家的事，这就完善了统治者一人的行为（成其私），达到治国的目的。


　　【读后】本章，必须联系五章老子所讲的道理，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否则认为老子的全文支离破碎，以诡辩的方法而读之，则自绝于老子门外。

　　“成其私”是对统治者的规范：统治者什么时候都是考虑民众大家的事情，决不能考虑属于自身利益的个人之事。可是，几千年来，却没有一个统治者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更不用说做到“成其私”！

　　**老子第一个指出：统治者只能“成其私”、只能考虑民众大家的事情！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说明】

　　帛书抄本为“上善如水”，通行本为“上善若水”。“如”通“若”，但是“若”带有“应该”和“必须”的意思。故用“若”字。

　　帛书为“有静”，通行本为“不争”。两相比照，“不争”强于“有静”，并且与主题“不争”相扣。

　　删去通行本的“与善仁”。此三字是战国时插入的：1老子对“仁”是遵照古公亶父之宗旨，禁止这种“上人”的行为。2 《老子》全文对“仁”持批判、摒弃之态度。3 帛书《甲》本是对的，没有这三个字，也可看出帛书《甲》本的官方性质。4 不符合老子“文笔”的“稽式”。举“六例”，都基本上是“俩俩”言事而配对，二章就是明证。还有十章、二十四章、五十六章、八十一章也是“俩俩”言事而配对的。故，“与善仁”三字当删除。


　　【字词句注释】

　　上：指圣人、君王、统治者。与十七章的“太上”的“上”和三十八章的第一句后的“上德”、“上仁”、“上义”、“上礼”一样，都是指统治者的。

　　善：“善于”的意思。“善”不是“善行”之名词之“善”，在老子文中，“善”字几乎都是动词，是擅长、长于的意思。

　　若：像的意思。兼含有必须、应该。

　　上善若水：统治者必须像水一样。

　　处：居。停留。呆在。

　　众人：这是老子文中专用的名词，一共出现五次，二十章三次，六十四章一次和本章。“众人”是指“智者”、“鹰犬”，且含有贬责之意，指一味的往上爬，趋炎附势之官吏！

　　处众人之所恶：正因为“众人”具有向上爬的本性，所以“众人”不能像水一样，甘心呆在低下的地方。故此，为上者必须与“众人”心想所不同。另外，社会上，甘居于下的是老老实实的贫民百姓，他们也没有向上爬的心理。如果有向上爬的心理的老百姓，他必定是老百姓中的败类，不在老子文中的“民”（“民众”）之列。

　　几：接近。并且，含有应该、才能的意思。

　　故几于道：所以，统治者才能接近做事、立言的道理。

　　居善地：居，处也。地，地方。处在一个好的地方，但是，这对统治者来说很难。古今中外道理一样：统治者都处在一定的小圈子之内，与民众愈来愈远地拉开距离。民心民意有不少的统治者一无所知，他这是居住在一个好地方吗？统治者只能看到他小圈子的反应，民众的疾苦、民众的基本需求，小圈子的“众人”们能告诉他吗？即便他装模作样地到民众中去转一转，也得“黄土垫道”才能“走马观花”而已（还得劳民伤财）！所以，居善地，是对统治者最起码的要求和规范！


　　【译文】

　　作为民众的一个较好的统治者，必须像水一样。水的好处在于滋润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智者）认为所讨厌最低下地方。正因为如此，好的统治者才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统治者能够和水一样，处在民众之中：听到民众的心声，知道民众的意愿，不被小圈子所迷惑而闭目塞听。这样，他才心如深渊，清净透彻而沉静；这样才能言而有诚、取信于民，百姓康泰安居乐业。于是，所有的政策、法令都是民众自觉而必要的最好的治理；进而才能从事的事都是民众亟待要解决之事，他的行动也绝对符合民众的切身利益，必合天时地利。

　　综上，统治者能听到民众的心声、言而必信，行为全部符合民众的利益，也就没有可能去与可怜的民众去争什么，这就是“不争”的好处，这就是水的性格。只对民众有利，不让民众感到在受迫害，这难道还会给你带来什么过错吗？显然你可以成为较好的统治者、成为圣人也！


　　【读后】

　　显然本章主题是“不争”。利用水的特性，处“下”，不向“上”爬，不“攀附”等一针见血的品德，把众人反其道而为之的嘴脸暴露无遗！这就是老子的风格！合情合理、处处入木三分。可惜而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本章的意思“读歪”了，把老子的思想“搞拧”了。

　　全文四十七个字，可谓字字珠玑！好一个“不争”，好一个“居善地”！一个统治者能“不争”、能“居善地”吗？很难、很难。并且统治者们不知道什么是“不争”，什么是“居善地”，他们怎么不难呢？他们耳濡目染的正是他们“要争”的，他们的小圈子正是他“居”的“善地”！他们所看到的是：江山多娇，风景这边独好！他们所听到的是：歌舞升平，“祥瑞”气象万千！好不豪情满怀、一展雄才大略之抱负！

　　本章又是在规范统治者的“言”、“行”，并且还要有个前提，那就必须“居善地”，“心善渊”，否则其“言”其“行”也是不着边际地胡作非为。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遂身退，天之道。


　　【说明】

　　本章文字出入不大，关键是标点符号的问题。头八个字与结尾的七个字是相呼应的，否则，本文不成立。再者：“揣而锐之”句，是对“持而盈之”的一个比喻（解释）；“金玉满堂”句，是对“富贵而骄”句的比喻（引导、导出）。所以本文的标点以上为是。

　　另外，“补进”必要的“潜台词”。才能读懂、理解本章


　　【字词句注释】

　　显然，这里省略了很多话。“老单”是面对周王室的天子而言的：你是继承而得来的“显位”，无论你把持也好，还是不把持也罢（异名同谓）。你都不能自满自足、自我膨胀。你可能持己小聪明，在这“显位”上，办成了某一件（或某些）事情，这是非常容易的。你就自认为可以了、很可以了、不得了了？！

　　不如其已：你就算了吧。其已：算了、打住、叫停。不如算了吧。

　　锐：利器。《老子》文中三十六章也提到“利器”，与本章用法一致，指国家（天下）机器，国家（天下）权利。

　　揣而锐之：比喻统治者把国家（天下）的权利，装在衣兜里。这是一个什么比喻呢？你能把锐利的器具直接揣在兜里吗。另外，那样锋利的锐器自身又可保持多久呢？这些“常识”你会不知道？

　　不可长保：不能保持长久。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谁能与你相比，你呼风唤雨，整个国家（天下）都是“你”的掌上玩物。这能行吗？这是不能守住的。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你富甲天下，位“尊”九五，富贵之极。但你要骄横而不可一世的话，这只能给你自己留下无穷的烦恼和祸害。

　　天之道：最大的道理。几近于“绝对真理”，天大的道理。


　　【译文】

　　统治者啊，你是继承得来的“显位”，并不能证明你有什么能力，给民众带来多少好处。你不能把持这样的“显位”，而自满自足啊。你行为要规范一点，检点一点，别自骄自满。你算了吧，你必须不断努力，玄之又玄地认识问题。忠于你的“保证、保障民得”的天职，而促使“民得”不断的改善、完善。你看不到吗：凡是尖锐锋芒的东西，它能保持多久的锋利；那“锐”、那“芒”能有多少时间的威风？何况那锋利的“锐”、“芒”，能揣在衣兜里面而保存住吗？再者，君不见，“坐吃山空”者多也，他们能守住金玉满堂的富贵吗？他们不努力同样是一场空啊！所以你富甲天下,“贵”为天子，只要你骄傲自满，不再立新功，你就会留下无穷的烦恼与灾害。什么时候，你都应该知道：你的天职就是保证民得、完善民得。如果你在这方面有所成就，那是你应该尽到的职责，你有什么资格往自己脸上再去贴金呢？所以你办成了某件事或某些事，你难道不应该“功遂”而“身退”吗？还要继续努力，死而后己。这才是天大的道理啊！


　　【读后】

　　本章言简意赅，说明道理的只有十六个字：“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这是天之道，这是真正的道理、天大的道理啊。“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和“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句，是打的比喻。并且，也可以视为“揣而锐之”句，是对“持而盈之”句的解释，当然同样可以视为“金玉满堂”句，是对“富贵而骄”句的解释。

　　简单的三十九个字，在老子手里就是真理性的一篇好文章。历史上和今天的现实之中谁人能及？ 　





　


　　

第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涤除玄览能无疵，爱民治国能无智乎？

　　天门开阖能为雌，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说明】

　　历来对本章的理解不一，在句子的判断上出了点小偏差。致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地“走了题”。大家纠缠在：是疑问句还是反问句的无休止的争辩之中。于是对于前六句把它们当成是并列的叙事的一致，说的是“六件事”的看法。分不清孰重孰轻，也就不明老子之真意，更不懂老子的文章的结构乃至“逻辑”。

　　“诸本”皆有六个“乎”字，惟独“河上公‘原本’”没有六个“乎”字（清人魏源语）。这说明：汉朝时的《老子》“社会传本”，由于各自的抄写，有很大的不同。致使“河上公本”和“王弼本”，在本章认识上有很大的区别。并且走向了极端，要嘛六句皆有“乎”，要嘛六句皆没有“乎”。这都背离了老子文字的意思，错在断句上。

　　于是，在二句和四句之中也分不清：“无知”、“无智”、“为雌”、“无为”等准确含义。

　　删除三“乎”字；另外删除“生之蓄之”等二十字，因它们应该在五十一章。


　　【字词句注释】

　　载：帛书《乙》本为“戴”，实为“抄”误。“载”为助词，和“夫”的用法差不多，无“义”。

　　营魄：这是两件事。“营”是离不开“卫”的，“卫”也是离不开“营”的，“营”是指血液、养料等，“卫”是指起居、行为。这是春秋前在我国形成的认识，当时的医生（师）就知道它们的作用。老子在这里引用，主要在于它们彼此不能分离，这是其一。其二是“魄”，“魄”是离不开“魂”的，“魂”是离不开“魄”的，这就是说人的“精、神”（“气”却是“卫”）。老子所取之意也在于它们是不能分离的，显然这些都早于“大家”的认识：前者（“营”）远在《黄帝内经》以前，后者（“魄”）也与“神仙方伎”无关。在西周时人们都知道“营卫”与“魂魄”是每个人不可少的“形态”表现：“营卫”失调就是有病；丧魂落魄就是失神。“营”“魄”是不可“缺一”的。所以，一个人的存在，只要看其“营”、“魄”是否“合一”，从而指“营”、“卫”、“魂”、“魄”的“四态合一”。这种“四态合一”论证还表现在《老子》文章结构用法之中。

　　另外还有一说：“营魄”中的“营”指人体的日常生活的饮食（吃、喝）；“魄”则指“神”，“神”还囊括“精”和“气”。“气”仅指“鼻息”（呼吸），“精”却是看不见的“魂”。有“气”有“精”才能使“魄”存在（气魄、胆识、魄力）。所以，“魄”又是“精、气、神”三者的统称。于是，老单说的“营魄”，也就是人体存在必要条件，它们是不能分离的！这与后来的气功、养生理论无关。

　　抱一：合一，指“营”“魄”合一：涵盖“魂”“魄”合一和“营”“卫”合一。这里“喻指”后面的婴儿与父母的“合一”问题。另外，指“守一”偏离为“守一窍”，则会导致成邪门歪道。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营”“卫”是不能分离的，否则就没有“营卫”之说；“魂”“魄”是不能离开的，否则就没有“魂魄”之说。老子说此事，只不过是大家都知道的生活常识：“营”、“卫”、“魂”、“魄”的“四态合一”，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表现。

　　专气：专，专心致志。“气”指认识“精神”，指统治者专注自己的正经事（保证民得）。

　　致柔：柔，极也。这里指统治者专心致志能否达到一定的高度。也“喻示”为：能像婴儿一样“无智”、“无为”老实地呆在襁褓之中吗？

　　婴儿：在老子文章中，多处提到“婴儿”、“赤子”、“孩”。这是些什么概念呢？这些都应该回到现实生活中去，看看婴儿、赤子、孩子，他们是怎样的。婴儿是最“无智”的，也是最“无为”的。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依赖其父母乃至监护人的照料、施予，自己做不了任何主张。所以本章的道理，也尽在“婴儿”两字之中了。

　　涤除：涤，是清除、清洗。除，是揩拭、去掉。

　　览：用水照面为“览”、也为“鉴”，因“览”通“鉴”。

　　无疵：没有脏东西。

　　涤除玄览能无疵：你洗脸之后，不是都还要再照照镜子（当时只能以水照面），仔细观察、思考、认识，还有没有脏东西和疙瘩。有脏东西得再次清洗，有疙瘩也要及时治理。显然“涤除玄览”是关键，必须不断“涤除”，不断地“玄”，不断地用“镜子”！这是仅凭想象，仅凭主观意愿办不成的。

　　爱民治国：统治者的本职（天职），不就是“爱民治国”吗？这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必须像婴儿一样须臾离不开父母地那样爱他们，这才是爱民，这才能治国！

　　能“无智”乎：你能够没有“心智”，“机巧”的理论去欺骗民众吗！婴儿有什么样的“心智”能欺骗自己的父母？难道不应该向“婴儿”“看齐”吗！

　　天门开阖能为雌：“天”在老子文中是“最大”、最原始、是根、是本！当然天门的“开阖”才能生育万物！能生育万物的则为“雌”、为“牝”。这与前面的“营魄抱一”和“涤除玄览”都是指的不言而喻的真理，是不可动摇的道理！

　　明白四达能无为乎：只有真正“无智”才能进入“明白四达”。真正能“明白四达”，就什么都真正知道了，那还能作对民众不利的事吗！所以才能达到“无为”，否则就不能是“无为”啊。婴儿有什么样的“行为”能欺骗自己的父母？难道不应该向“婴儿”“学习”吗！


　　【译文】

　　“精气神”能和身体分离吗，不能！“精气神”只能和身体合一，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统治者的你能专心致志为民众服务，从而你柔顺地像婴幼儿一样老老实实地呆在“民众的襁褓”之中，你办得到吗？

　　你每天洗脸照镜子，无非是要脸面“无疵”，这也是一个简单的道理。那么，你口口声声要关爱民众、治理好这个国家，你深刻检查（“玄览”）过吗？你能像婴幼儿一样老老实实地对待父母、不会玩弄“心智”、“机巧”、“理论”、“说教”去欺骗他们！？

　　“天门”“起”“闭”（开阖）才能生长万物，万物之“母”则是“天门”。所以，认识万事万物、把握万事万物、驾驭万事万物，必须为“天门”、为“母”、为“牝”、为“雌”，这同样也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于是，你这“天门”之子（天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明白四达”之人，你的行为能把握得住根本、能为“雌”吗？否则，你的“爱民治国”将是空话。因为你不能把握住根本，就不能不玩弄“心智”、“机巧”、“理论”、“说教”去欺骗他们（民众）。这还是“无为”吗，这已经蜕化变质到：即便是不直接玩弄“心智”、“机巧”、“理论”、“说教”去欺骗民众：也将成其为玩弄“心智”、“机巧”、“理论”、“说教”去欺骗民众的始作俑者的总后台。（可谓根深蒂固。）


　　【读后】

　　这是一篇多么好的文章啊，言简意明。

　　本章以“营魄”“抱一”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简单的道理，引出“能婴儿乎”的发问，“喻示”圣人、统治者、君王必须像婴儿一样。“像婴儿一样”这是多么简单的问题，然而，却使不少的大“家”偏离了正常生活常识的认识，步入了“修身养性”或“修炼”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婴儿，那个不是由婴儿成长起来的，那个不去抚养、照料自己的子孙时的婴儿？婴儿不都是成长在父母（或爷爷、奶奶、或监护人）规定的环境之中吗。一周岁前的婴儿能有什么样的知识、智慧？一周岁前的婴儿能有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指导他（她）的父母？

　　别忘了婴儿是主题：接着又用每天洗脸的日常生活例子来说明一个自我完善不断去“疵”（去智）的问题，并且发问：“能无智乎”？显然这是扣着主题“婴儿无智”而推进的理论论述，令人心悦诚服。

　　别忘了婴儿是主题：仅接着又用“天门开阖”这种追根溯源、为“根”、为“牝”、为“母”、为“雌”的常识性的道理，来从根本上去掉“智”、除去始作俑者（“智者”）。这样才能先作到“无智”，这才有可能作到“无为”。所以才发问：“能无为乎”（你能作得到无为吗）？

　　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这就是老子文章的风范！

　　老子第一个指出：统治者只能是民众的“婴儿”，他才能像“婴儿”一样“无智”、“无为”，才不会危害民众！ 　





　


　　

小结

　　由于条件所限，只注解了《老子》的前十章。

　　然而，这也可以使我们知道《老子》思想的大概。因为，《老子》这本书结构严谨、缜密、逻辑性极强：每个章节都围绕着本书的主题而讲述各个局部的道理。

　　河上公曾经对《老子》分章标题过，原一至十章为：体道；养育；安民；无源；虚用；成象；韬光；易性；运夷；能为。本人实在不敢苟同，妄图作之：无欲；言行；无为；道中；守中；欲神；成“私”；如水；天道；婴儿。这十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错落有致，马虎不得。

　　《老子》是我国最早的，也是唯独的教育统治者、圣人、君王、天子的教科书，也是规范统治者、圣人、君王、天子的律令！同时也是保证、保障、改善、完善“民得”的“道纪”！

　　遗憾的是，历来的统治者、圣人、君王、天子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教育他们的教科书。自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又经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以来到目前，我们的文人、智者、学者、大“家”岂不都是游离在老子的认识之外？

　　现将这十章中的老子第一列出：

　　老子第一个起了“道”（理）的名，一直用到目前乃至未来！

　　老子第一个指出（发现）“人性”问题。然而，过去到目前都为人所不知！

　　老子第一个总结出“异名同谓”的重要理论论述方法！

　　老子第一个指出哲学本体论问题（无）。然而，过去到目前都为人所不知！

　　老子第一个指出哲学方法论问题（玄之又玄）。然而，过去到目前都为人所不知！

　　老子第一个提出要统治者必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老子第一个在理论上批判了“贤”！并痛斥其危害。

　　老子第一个指出：造成人欲横流的现实世界的始作俑者是“智者”！

　　老子第一个指出：对待万事万物都必须坚持在该事物的一定的道理之中（道中）去把握、认识、研究、解决！

　　老子第一个在理论上批判了“仁”这种行为！

　　老子第一个指出：统治者只能“成其私”、只能考虑民众大家的事情！

　　老子第一个指出：统治者只能是民众的“婴儿”，他才能像“婴儿”一样“无智”、“无为”，才不会危害民众！ 　





　


　　

有关老子研究的资料

　　这是2004年10月到2005年12月的一年来的老子研究活动的实录。这当然也是我一门心思要认识老子的行为的记实。为了读懂《老子》必须弄清老子是一个什么时候的人；《老子》这本书是在什么基础上而来的书！显然，要搞清这些问题，将会遇到很多麻烦、很多障碍、很多绊脚石，必须搬走、清除。只有这样，只能这样，才有读懂《老子》之可能！诚然，这还仅是我的一厢情愿，与是否能真正读懂《老子》还是两码事，所以，这也必须依靠识者之大家，监督、鉴别、指教、批判、批评乃至指正。鉴于这样的想法，我只好在已注的《老子》前十章之后，附上这些资料，来满足大家，以供参考。 　





　


　　

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在“群谊”哲学沙龙上的讲话（2005.4.9）

　　朋友们，下午好：

　　和大家是初次见面，甚为荣幸。得知大家对我所研究的老子感兴趣，也使我非常欣慰，在这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诚然，大家对我所知道的老子是陌生的，大家也从未听说过。主持人虽然与我有所接触，但他同样对我所认识的老子一无所知、也不熟悉。所以，个人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所认识的老子：他老人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而有据的历史上的老人！

　　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这很重要。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就永远读不懂《老子》一书。不搞清楚这些被掩盖了的历史事实，只能胡乱猜测老子。那样的话，就只能步其司马迁之后尘、被他所知道的史实而糊弄，永远认识不了老子。

　　另外，欲知其人并不那么容易，还要联系其书的问题，才能逐渐破解老子之谜。因为《老子》一书，有点离奇，他与儒家、道家的著作大不相同。目前不少的人，不自觉地听其人言，把他算做道家之宗，这是极大的误导。道家仅是春秋到战国时期，先后由关尹、庄周等人发展而成，与老子毫不相干。从《老子》现行的通行本的十九章来看：“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礼”字在春秋末就被篡改为“圣”）；“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以及三十八章的“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和六十五章的“以智治国，国之贼”。这都是儒家所不敢的言论。然而，这却在西周出土的金文中，找到它们的踪迹。如西周晚期的《毛公鼎》上的铭文有：“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再者，在西周和春秋时出土的金文中，找不到“仁”字，这是什么道理。“礼”和“义”在殷商末、西周、春秋、战国的金文出土之中，也不具有儒家所崇拜的“礼”、“义”的意思。显然，这就呈现出一个当时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金文书写，浇铸出来是留给子孙后代所观看的，不能轻易、或还没有得到大家所认同的意识形态，就不能书写再现出来。然而，春秋末期至战国期间所形成的竹简，就要求不严格。这和时下的上网和网上聊天，以及网上文章一样，就“百花齐放”了！显然，当时的儒家言论，道家言论等等就可在竹简的作用下，私下流传。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他们当时不被各诸侯国所采纳的原因。请参见《秦汉前几个代表性人物的中华文化浅探比较表（草案）》和《＜老子＞八十章辨、析、读、浅探》。

　　故此，今天讲下面几个问题：我将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开始；并且联系1973年所出土的帛书《老子》；和1993年的楚简《老子》；以及2003年出土的“逨鼎”、“逨盘”等问题。通过四个问题，从而较为完整地认识一下老子。

　　一、　　读司马迁《史记》中的《老子列传》

　　要知道老子是个什么人，我们这些人都必须先去读《史记》中的《老子列传》。因为，《列传》是两千多年前所记录下来的，并且是唯一的“史”录。几乎所有曾注意过老子的人，都不能不去读一下，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老子列传》。的确，这是一篇有关老子的记录。全文四百五十余字，可分为九个自然段落。现按其自然段落认识一下司马迁所记下来的“史料”。

　　１、　　第一自然段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共27字，除司马迁所记外，再没有看到（往上溯）有关老子生平之点滴。看到的却是后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老子者，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也……生而皓首（刘向《列仙传》云，受学于容成，生于殷时）为周是柱下史（……众家皆云，先为柱下史，转为守藏史。葛洪云，文王时为主藏史，武王时为柱下史。或云老子在黄帝时为广成子，一云为天老，在尧时为务光子，在殷时为彭祖，在周为柱下史。）……（刘向云西过流沙，莫知所终。）……后人还传说：“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又说“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为姓焉。”等等。然而，后人的言传，无非是默认了司马迁的认定，无力反驳。但也认为他的证据不足，只不过是臆断。虽然不诋毁于他，自己也再揣测一番，也不过同样是臆断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刘向（前71年—前６年）与司马迁（前145年—前69年）相离不远，刘向之学识和“历史贡献”不亚于司马迁。刘向为什么在《列仙传》中说，老子“受学于容成，生于殷时”？这与《老子列传》相距很大。所以，《老子列传》的第一自然段，还只能说是司马迁独家所见。其有效成份在于一个“聃”字，也就是说“老子”与“聃”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战国时期，从不少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老子”为“老耽”。从“聃” 与“耽”的字形、字意相近的问题，可否引申考虑到：“‘耽’、‘聃’、‘儋’、‘单’”的字音“相近”而误的问题。

　　２、　　第２自然段，“孔子适周”等94个字，说的是“孔子问礼于老子”。“问礼于老子”本身就不通。《老子》38章中就明确地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只要有点正常常识性认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是对“礼”的无情的批判！老子岂能容忍孔子这样的无理（礼）的“问礼”？这是绝不可能的！并且，如果孔子在见老子之前，诚如老子所言“骄气”、“多欲”、“态色”、“淫志”之必去！那么剩下的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另外孔子听老子之教诲，“骄气”、“多欲”、“态色”、“淫志”是如何改正的，孔子之生平也找不出来，他的弟子言论集（《论语》）中也没有啊。总之这些言论经不起任何推敲。这只不过是战国时孔子门徒们，摄于西周意识形态的威力，不得不抬出“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无稽之谈来粉饰孔子。司马迁，这位假道学者，也只能沉于在儒家的理念之中，才跟着杜撰出这样的言论。这既是“造作”之词，也是儒家自我“粉饰”的言论，一箭双雕也。此段对老子的生平不能起到任何“证明”的作用，是废话。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孔子问礼于老子”还可视为：“孔子问礼于《老子》”。这就大不同了，这就与任何人崇拜老子带着自己的问题去读他老人家的书而求索是一致的了。这在战国期间，孔门弟子对《老子》这本书也是比较熟悉的。以此证明战国期间文人所追求读《老子》的热浪不断高涨；同时也不言而喻地知道孔子比老子要晚出。晚多少时间暂时不知也。

　　3、第三自然段“孔子去”等67字是孔子誉其师也：孔子把老子比喻为“龙”，说明“老子”在孔子的认识之中，“神”（龙）了。不见其首尾，不识其真面目，只能在朦胧之中对“老子”有一个印象。这是见到了老子其人吗？非也，这恐怕还仅是见其《老子》之书吧。不然的话，何能出其此言。所以，此自然段，也只能证明孔子学习过《老子》之书而已。何况，还有孔子在其《家语》中自述的“晚喜读易韦编三绝”的大实话，只不过后来的弟子们歪曲了孔子的自述，搞得与此面目全非了。李镜如先生曾考证“易”当为“亦”；“韦编”实为《为篇》——‘古公亶父’著的“行为规范篇”或称《德》篇，或称《为篇》；“三绝”不是“牛筋三断”，而是《三绝》这本书，也就是春秋始称《老子》一书的最早的书名。

　　4、第四段“老子修道德，其学自隐无名为务”等67字中的“至关”二字，犹为重要。据清时的汪中《老子考异》考证，函谷关之“设置”，“实在献公之世矣”。这正是具体时间了。当然由于“至关”所牵连到的“关令尹喜”，也就是“关尹”的别称（实称）吧！所以，这段文字，介绍的是，“老子”过关，与“关尹”有联系，而且这是战国中后期之事。明眼人谁都知道，这说的是“太史儋”过关，“关尹”知道后，强令“太史儋”“著书”！“太史儋”留下了五千言，也就是接下来所流传的《道德经》。是这样吗？关于此，下面第七自然段来一起讨论。

　　5、 第五自然段：“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这25个字，有效的是“老莱子”三个字，谁是老莱子这很关键，庄周笔下的“老莱”，不像老子的行为；后人所传闻的二十四孝的“老莱戏母”也没有老子丝毫的气质，更是不像。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司马迁在此处迸出个“或曰”，其意当然是指老子即老莱子，但是，是否属实呢？他也有点困惑，暴露出他自己对此看法也拿不准而已。

　　6、第六自然段，“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这23个字必定事出有因，但与事实不符，是什么地方弄错了？我们对老子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了后，这不失为是一条极好的证据，除后面的“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八个字是故弄玄虚之笔！必定“百有六十”与“二百”是某事的错讹，后文将涉及。

　　7、第七自然段是《老子列传》的核心，这很值得研究。“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此段66字，问题有四：

　　其一、“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太史儋见秦献公”之事，在《史记》内的《周本纪》内也出现过。然而与“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不符。在《周本纪》内，司马迁的记录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二十八年，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骄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于是，我们按司马迁的记录，孔子死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周敬王四十二年也死，共二年，经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哀王、思王共一年，考王十五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事，当为孔子死之后“百有六年”，怎么会是“百二十九年”？这相差23年出了什么问题。

　　其二，至于“太史儋见秦献公之事”反复出现在史记中，共四个地方，《周本纪》、《秦本纪》、《封禅书》和《老子列传》现对比如下：

　　《周本纪》：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秦本纪》：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

　　《封禅书》：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老子列传》：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首先，这四个地方所出不知为何，却说法不一。这表现出太史公司马迁的严谨性有所不够。这和秦二世死之后，子婴继位，所记叙之文与事实不符一样。在《秦始皇本纪》中说，子婴是“二世之兄子” ；在《李斯列传》中说，子婴是“始皇弟”。历来人们一致认为“始皇弟”是“始皇孙”所误，但这个结论恐怕与事理出入颇大。因为，秦始皇死才五十岁，三年后秦灭。也就是说五十三岁的秦始皇有了孙子接位，继承“三世”，何况，此“孙”还可同其子一起预谋致赵高于死地，并“夷其三族”！诚然，此处我们不去管司马迁的说法不一，而只是“侧重太史儋见秦献公”的这件事情上，疑点颇多：

　　１）　　、太史儋见秦献公所说的话，是即将退隐之人吗？

　　２）　　、为什么要对太史儋之即将退隐之人而大书特书，四次出现在《史记》之中有何意义？

　　３）　　、太史儋是东周王朝的史官，有什么理由离开洛阳，出函谷关，见秦献公？

　　４）　　、秦献公为什么、或者有什么理由会接见太史儋？

　　５）　　、东周王朝，虽然是傀儡政权，也没有任何理由派一个小小的“太史”（管理典册的守藏史）出使秦诸侯国！？

　　综上疑问，只有一个道理可以使太史儋见秦献公：太史儋有不正当行为或不可告人的隐情；而且还涉及到《老子》其书的问题。（留待后面再讨论。）

　　其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自己拿不准吗？是向大家交待“太史儋”也是否为“老子”还存有很大的问题？

　　其四，“老子，隐君子也。”是想与第四自然段呼应吗？

　　究其上述四点，第七自然段也是重要的自然段，为我们进一步搞清老子，很有研究价值；有关的问题，待在后面陆续涉及到。

　　８、“老子之子”等48字是叙及老子的家谱。此家谱涉及到：宗、注、宫、假、解数代，只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明眼人当可知，这与前自然段的“太史儋”有关，只不过是张冠李戴的拙劣表现手法。关键在于“太史儋”与“老子”的关系，是否为一人。不然，此段毫无意义。

　　９、“世之学老子者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最后一段，什么也没说，与老子“传”不相干了。

　　鉴于上述九段，所组成的《老子列传》说的是：

　　１）、老子与“聃”有关；

　　２）、老子写过一本书，并且与太史儋有关；

　　３）、老子与“莱”有关；

　　４）、老子与“百二十九年”、“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有关；

　　５）、另外，通过后来人的追叙，无限上溯，居然使我们要正视的是老子与我们的历史有关。对自

　　己祖先的历史不清楚，也认识不了历史上的一个真正老子。

　　这就是我读《老子列传》所得到的初步印象。

　　二、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抄本的出土，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

　　1973年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帛书。其中的《老子》有两种手写本，人们把它们分别称之为《甲》、《乙》本。《甲》本早于《乙》本，近于“篆体”，不避刘邦“讳”，估计约为汉高祖时代。《乙》本为“隶体”，不避刘盈“讳”，抄写时间晚于《甲》本。然而这两个本子，无疑是西汉初年的本子。也就是战国后秦统一中国之不久所出现的本子，且也是汉朝高官中所传抄的本子。也等于说是汉朝取代秦王朝后，高官们对秦王朝所现存的《老子》本子的直接抄录，可以暂定为“官方本”。然而离开西汉的初年以后，在《老子》版本流行问题上，却使我们看到的是“河上公本”、“王弼本”。也就是说大家所说的“通行本”，而实质上应定为“社会本”。

　　“官方本”与“社会本”最大的不同在于，章序的错乱，简直错乱得无一是处。本来汉以前《老子》是不分章的，按太史公司马迁说是“上下篇”。“官方本”与“社会本”“上”、“下”篇，都颠倒、换了个；还有其所谓的21、22、23、24局部“章序”问题；40、41、42的“章序”问题；和80、81章，插在66与67章中间的问题。（按原“社会本”“章序”编号）于是，我们应该重视而关注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大的不同？带着这个问题去读《老子列传》，就不得不注重“太史儋见秦献公”的问题。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再而四地出现在《史记》之中，这其中定有隐情；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定与《老子》有关，定与秦献公欲得《老子》一书有关，定与秦献公通过非常途径（买通或胁迫）让太史儋偷《老子》之书有关！所以，太史儋可以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老子》一书。心虚才仓惶出逃，心虚才致使竹简错乱（战国中后期已竹简盛行）。过函谷关时，遇关尹（管关之官吏）不得已（或至交好友，或行踪败露遭其胁迫）让关尹抄录了一份（已错乱）。继续西行，这才见到秦献公，历史上留下了他不可告人的痕迹！这才有下列大事发生：

　　秦献公早就蓄谋于《老子》一书为己有，通过太史儋的盗窃才如愿以偿。后经秦献公、惠王、昭襄王，到昭襄王五十一年，致使“西周君走来自归，顿受其罪”。后来吕不韦组成的班子著《吕氏春秋》，把《老子》一文运用自如，如出于自己书中一样（因秦室确已拥有《老子》）。于是，《老子》一书的作用岂可小视。并且使得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西汉初年的大兴《老》学都有其渊源。

　　正因为是太史儋窃书，才心虚，才仓惶出逃，造成《老子》一书错简。这也充分说明太史儋只知其《老子》这部“典册”，却不知其内容和前后联系。故此让关尹抄录时，他不知孰为先后之序，当然也不知其中还有错乱，并不熟悉，所以才致使关尹作了如是的抄录。然而，当他跑到秦国后，见到了秦献公，有了充裕的时间，反复回忆，这才确定了上下篇之别，和某些章节的联系，如40章与42章紧密相连的问题。从而复原了一些原来所知道的，但是有些也只好望而兴叹了。这就铸成了“官方本”的“上”、“下”颠倒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巨大损失）！并且，促成了今天人们对帛书《老子》的“迷信”。

　　正因为太史儋的出逃，给予了关尹机会。他抄录后并不保守，任人继续广为转抄，有求必应，成了推广普及《老子》一书的首创者。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如此，还为战国后期的学《老》之风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有大量的传抄件，存在社会之内）。这也就是真正的使“社会本”，成为社会上流传的本子。

　　三、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的真实意义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也是一件不可小视的大事。然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到位，各说其是，洋洋侃之。从而使“楚简《老子》”的出土，与我们对《老子》的认识，以及对老子其人的认识，无补于事。大有失之交臂，错失此大好时机。

　　楚竹简的主人的政治活动，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前之间，恰是儒家思孟学派兴旺之时。其人也深受思孟学派的大大影响，已成忠实信徒（有儒简为证）。故此，在他所拥有的文字之中，不乏其思孟学派的痕迹。然而，在所有出土的“金文”记载之中（从商末、西周、春秋、战国）截至战国时止，没有看到有关“仁”字的记录。唯有一例，即短命的中山王，所铸的“铁足”大鼎上有“亡不率仁”。而这正是公元前310年前所出现的事情，也是思孟学派兴旺的证明。因孟子把“仁”、“义”、“礼”、“智”归纳为“四德”，正是此时之代表。直到公元前134年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后，才把“仁”、“义”、“礼”、“智”、“信”，定为国家的“五常”之意识形态。但是，当时的各诸侯国，都不敢把“仁”字书于金文之中，因为它不符合西周王朝建立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诚然，当时所兴起的竹简抄写的方便，各种思潮都在竹简之中，这与时下的网上文章一样，它决不能代替官方的见地。故此，在孔子到孟子的长时间内，他们的理论是不会受到各诸侯国所能采纳和欢迎的，这是当时的历史。

　　正因为《楚简》“抄”者是“思孟”学派的信徒。所以，他对《老子》的版本，则是任意（按己意）摘抄，并且摘抄的又仅是现行通行本六十六章以前的。这却无意之中证明了太史儋偷书的现象。因为，太史儋之事发生在公元前370年前，此后“社会本”才开始传播。然而，正因为有其“官方本”的存在，成为有力的佐证。致使不少的人存疑，其版本的真伪性——也就是当时就因为六十六章后面的错乱，是否有伪造的可能。当时，竹简盛行，伪书之风也盛，假东西、假言论太多这是不被今人所重视了的战国现象。致使干脆砍掉六十六章以后，成为“社会残本”，也就是没有六十七章以后的特殊本子。这就是《楚简》“抄”者所用的“足本”。

　　显然，楚简的出土告诉我们：在公元前310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三种《老子》版本在流传。这就是官方本——存于秦国，社会本和社会残本“流于”社会。

　　思孟学派的人，大可不必重视《老子》的文本。但是，为什么《楚简》“抄”者非要摘抄《老子》的社会残本呢？原因是什么？

　　楚简的《老子》开篇的甲组是以“绝”字起头，且连续地道出一个“三绝”的问题。把那时候的原文“圣智、仁义、巧利”，进一步篡改为“智辩、巧利、伪诈”。

　　1为什么要选“三绝”起头？显然“三绝”在当时很重要（不管其内容，只是针对“三绝”二字）！谁说过“三绝”？孔子对其弟子说过，孔子晚而“喜读易韦编三绝”。

　　有一个叫李镜池的先生，在《＜易传＞非孔子作的考证》之中，对《论语》所载孔子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中的“易”，在《鲁论》之中，此“易”为“亦”，故此，否定了孔子与《易》的关系，认为“孔子传《易》实为一种传说”。进而对《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孔子晚而喜《易》”一段文字也断为，“若不是错简，定是后人插入”（《周易探源·易传探源》）。然而，李镜池先生也没有注意到：“韦编三绝”实质上是孔子所读的二部书，它们是《为篇》和《三绝》。其中的《三绝》也就是《老子》一书在春秋时所流传的书名（后面，我还要讲《为篇》、《三绝》）。楚简《老子》的出土，正是证明《三绝》还是盛行时期。君不见，开篇就以“三绝”开始吗？这也是当时战国所命名其书的大多手法。

　　1凡是读过《老子》一书的人，都要涉足到十九章的不可理解。两千年来，从西汉起的儒家说教，使人们热衷于在“仁、义、礼、智”的声浪包围之中。唯独有一个《老子》的书，反其道而为之：要“绝仁弃义”！“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以智治国，国之贼”！岂只是我们不理解，即若是战国中的人，同样不理解。思孟学派的门徒就是实例，他之所以任意摘抄，其目的是对照《三绝》的威力，而认为不可理解；只要把“三绝”篡改为“智辩、巧利、伪诈”，岂不是可自圆其说而皆大欢喜了，同时，也不失为充数之读《三绝》之信徒也。请注意的是，春秋、战国中的人：对古甲骨文一无所知；对西周金文知之甚少；对《老子》文章也就不可理解。《楚简》“抄”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无知则无畏，无畏则大胆，大胆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2正因为有《楚简》“抄”者的范例：也当可知当时的人们对《老子》或曰之为《三绝》的“崇爱”和“争读”；也看到所谓的庄周他所成长起来之时，也只不过是受益于《老子》的社会本！因太史儋之事发生后，他还只是刚出世的婴儿。

　　由上所说，可以使我们看到，楚简《老子》的重大作用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三绝”是《老子》书名的问题；看到当时的文人时风；看到“《三绝》”的流传普及；看到“社会本”之《老子》与社会残本《老子》的流传；看到官方本《老子》“幽禁”在秦国……等诸问题。

　　四、逨鼎、逨盘的作用没被重视。

　　二OO三年元月陕西宝鸡眉县的二十七件青铜器出土了。这一大的喜讯遍及国内外，不久即送往北京，在中华世纪坛展出。人们好像司空见惯了一样，热情慢慢冷了下来，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了。但是，人们忽略了它的重要价值，它告诉了人们一个惊天的事实：青铜器的主人就是老子。之所以是老子，有下列事实为证：

　　1陕西眉县青铜器的主人姓“单”。在西周初年，“单”是大姓，这与我们后来隋唐之际的“单”（读善）姓无干。于是在长期传讹的过程中，致使七、八十岁著书的“老单”，成了人们传言中的“老聃”或“老耽”了。

　　2此老单名逨，按当时的习惯，也可称呼为老逨。春秋战国时期却把“老逨”，传讹渐变为“老莱”，所以太史公文中的“或曰‘老莱子’”，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3单逨的最后官职为“历人”。西周当时的“历”字只能“刻画”在甲骨上、或“铸”在青铜器上，到春秋战国时坏、损（残缺），可讹误似“楚”的“楚”字。于是这就必成其为“‘老莱子’亦楚人”的司马迁所掌握的证据之一。

　　4“圣人”二字出现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的《逨鼎》铭文之中。“圣人”的文意，也仅只是周宣王肯定了单逨的前辈先人有功于周王室。这样的肯定，是继《师望鼎》之后，历史上所能见到的第二例和第三例。于是后来的人们，直接把老单称之为“圣人”了，因为“圣人子孙”当然是“圣人”了。并且由于《老子》一书之中“圣人”出现的最早，使用次数也多，故把老子的言论也直接誉为“圣人言”了。

　　5“历人”二字学者们认为是纪检、甄别审查高级官员的职务。可是，未必全是，“历人”是对历史负责的官员。当时周宣王之时，无论文字还是思想都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有关的《书》等重要文献，都是这时候审订的（原来所传的周公组织人员“修订”，是弥天大谎），“历人”正是这个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也是前所未有的新设官职，并且由于这个官职，也促进了我们的文化承传。

　　6逨父名“龚”，曾是当时掌握周王朝军政大权的“召穆公”手下的心腹爱将，经常出入“召公”府。逨幼时也随其父在“召公”府出入，故有机遇伴读“静”（宣王幼时），比“静”大七岁。亲眼看见国人围“召公”府，要杀“静”，而被“召公”之幼子所替代的惨景。“厉王”死于“彘”后，宣王即位，逨又是“召公”（又一代）手下的武官。在伴随周宣王四十多年的长期经历之中，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戎马一生。先被封为“吴林”（虞林，管林业的最高长官，人们习称为“吴逨”），宣王四十三年被封为“历人”（对朝中大臣的监察甄别，以及领导组织文史资料典籍的整理）。正是“历人”使他有了重新思考的机会，并且年岁已过七十，这是宝贵的人生财富。西周当时，对年已七十的人都自觉尊称为“老”，故“老单”、“老逨”之称开始了。鉴于此，周宣王更加器重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少年伙伴，人生的师友。四十六年宣王临危时，授予了老逨特殊使命——重新修订老祖宗古公亶父的《德》论。这时的老单已经是七十三岁的人了。

　　7西周之后，春秋时，有人写过《单氏春秋》或为《老逨纪事》，记述老逨的生平，涉及到：

　　（甲）老逨一百六十余岁（实为169岁）时，管仲开始辅佐齐桓公；老逨二百余岁（209岁）时，管仲卒。从而使人讹传为“老子‘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的长寿之人。

　　（乙）“老逨死后二百十九年，孔子才出生”的消息，也是《纪事》所披露出来的。可是，司马迁看到这个残缺的资料，并由于司马迁把离老逨四百年后的太史儋误为老子，自以为“二百十九年”是别人的笔误。故根据所谓的史实篡改为“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太史儋距孔子只百余年，且在后。故而，将“二百十九年”倒一个字，成为“百二十九年”，就不管其真实的年代与事实了。

　　这就是前面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引的三个数据的出处。

　　8正是老子死后“二百十九年，孔子出生”，所以老子的卒年是公元前770年。战国前期就流传：“七十三、八十四”的问题，指的就是“孔子”和“老子”的寿命。后来在汉时，人们把“七十三”、“八十四”的问题讹误到“孔子”和“孟子”的身上。显然孟子的“八十四”是硬凑的，他只有“八十三”，这就是流言讹误的功能。于是，我们当然知道，老子是生于公元前854年的。

　　五、关于老子其人和其书的事实

　　综上所述，给予大家已经有了印象，但较为零乱。现在作为我个人认识，再从正面叙述一遍，也就是按历史的先后顺序再陈述一遍。当然是两个方面：其人和其书。

　　1老子这个人

　　老子姓单，原西周京畿人，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名逨。公元前854年，出生在一个西周武官单龚的家庭。

　　单龚，在周厉王时期为“召穆公”手下的心腹爱将，经常出入“召公”府。逨自幼也随其父出入“召公”府，并深得“召穆公”的喜爱，12岁被任命为“静”（宣王）的“伴读”。

　　逨13岁时，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围“召公”府，要杀“小宣王”，后被“召公”之幼子所代替的惨景，深深地铭刻在单逨的记忆之中。此后１４年内伴读于“静”（宣王），与“宣王”成了手足情深的师友伙伴。

　　逨27岁之时，宣王即位（厉王已死于“彘”）。逨也继承父职，名义在“召公”（又一代）手下，实质上直接受命于周宣王，伴随于周宣王左右。在周宣王执政的四十多年之中，逨的长期经历是，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戎马一生。宣王四十二年前被封为“吴林”（虞林，乃国家最高的林官）。

　　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4年）被封为“历人” 除了监察甄别朝中大臣进行纪检外，还负责组织修订、整理典册等历史性文件。在“历人”的任期中，忠于职守，完成了一项特殊而首创的工作。大多数所谓《书》内的文件都是这时候完成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导，以为《书》的基本编纂修订是西周初，周公组织人员修订完成的。但是，从出土的“金文”来看，西周初时，没有任何力量完成此事。只有在西周晚期，才有力量，才有认识，才能完成这种工作。而且只有在西周出现“历人”的官职后，才有进行此项工作的条件，也就是官员们才敢于进行这样的事。并且，这些文件，当时还只能是刻在甲骨之上。

　　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1年），宣王病危。把老逨叫到自己的身边，当着儿子（后来的周幽王）的面，命老逨把“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重新修订整理刻写出来，以教育后继之诸天子。“《德》论”已流传三百余年。是古公亶父为推翻商王朝建立西周根据地，针对当时商王朝时的“得”风正盛，腐败且糜烂，而以“不得”之风进行的“德”论的训导、自律的“革命”言论；也是西周王朝的治国宝典。同样是西周王朝之诸王的“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或《德》论——第一个言及“德”字的篇章。

　　这一特殊使命，老逨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以及毕生的经验和智慧，从73岁起到近80岁，才在“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周康王二十三年称谓为《德》论，《老子》文中称之为《建言》——建国“开邦”之言论）的基础之上不仅整理修订，而且加以了理论阐述！这是独特的重要的西周晚年特征。

　　书成之后，公元前776年，老逨郑重地交给周幽王，想以祖宗的训导，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哪有心于国家治理，更无有“律己”的意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碍于祖宗及其父亲的情面，只责成当时的史官按“惯例”收入“周室”而已！

　　可怜的老逨，伟大的老逨！就这样不声、不息地于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崩溃的前夕走了！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２、《老子》这本书

　　要认识《老子》这本书，还得追溯一下我国的古代传统文化。然而，人们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有极大的偏见，无视真正的传统。仅把秦汉以来的所谓的儒家文化当成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并且对秦汉以前的文化，任意扭曲。居然把儒家所使用的理念，强加给西周、春秋出土的“金文”之中；强加给殷商出土的“甲骨文”中；强加给殷商以前的历史文物出土之中。对于这些，涉及的问题太多，也不是我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但是，由于要对《老子》给予认识，也必须涉及到这些问题，否则也是说不清楚的。于是我将这样来简单陈述一下两个事实。

　　其一就是夏王朝末期，官员们的腐败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成汤”正是针对这一腐败现象，在“伊尹”和“仲虺”二人的辅助之下，提出了一个“禁三风”的“禁令”。在自己所能及的小范围内，建立起推翻夏王朝的根据地。“禁三风”是在自身根据地内“禁其有位者”的三风：“巫风”、“淫风”、“乱风”。从而使根据地的官员朝气蓬勃，正气上升。不断扩大影响，终于推翻了夏王朝，建立起殷商王朝。这个“禁三风”的禁令，只能用三个会意的符号，刻在“玉版”上，被供奉起来。当时只有符号流传，没有文字，这是公元前十七世纪的事情。后来被所谓的“《书》”收到《伊训》篇中，成了《伊训》的内容。后人的文字加工以及错位的能力是惊人的。从没有文字来看，好多话则已不是当时的语言，好多字和概念在当时都是没有的。然而从“制官刑，儆于有位”这一点来看，就加速了夏王朝覆灭的历史进程！

　　于是，“禁三风”是刻在三块“玉版”上的三个符号（每器只有一个符号），被供奉起来，朝夕自警。这就是后世所失传的《连山》，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所拥有的第一部治国“宝典”——《连山》的三个符号；这也是被儒家所崇拜的“三坟”。

　　其二，以《连山》的“儆于有位”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建立了商王朝，建立了王朝体制。执政到300年后，开创了文字——甲骨文。然而在后期，“得风”日甚。当时的金文之中，有九例为证，如：“得”、“得鼎”、“□得”、“贯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正是商末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殷商王朝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搬到周原来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的新根据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并且在殷商“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见《竹书纪年》）。从而得到了商王的肯定和认定，进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一个新型的根据地就在商王的眼皮底下诞生了，埋下了推翻商王朝的定时炸弹。

　　这个根据地的理论指导，就是针对商王朝的“得”风，提出的“不得”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以“德”代替了“得”，“德”则“不得”。这只是对王说而已。也就是：“上（王）德不得，是以有德；下（民）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显然，这是一种定义。是对王说的，而不是对民说的。因为“民得”是不能自身实现的，是王“赐予”的。民的“不失得”，只能由王来保证。这不独是西周以前的事实，也将必是，任何时代的应有的真正道理。然而，几千年来，混淆了这一基本认识。任人的嘴皮子，翻来倒去的胡说八道而已，并且置民众于“天经地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历来如此，中外无不如是。在我国这个祸根起源于春秋、战国，后来由汉武大帝以儒家理论的认定，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正因为古公亶父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阐述“德”的真实含义。所以，他在理论上站稳了脚，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且把“不得”的具体内容，在《连山》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一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德”论。其要旨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故此，周康王称此文献为《德》论，是引以自律、自警的重要宝典！但在文人之中，却称之为《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当然也有人称之为《龟藏》或曰《归藏》，是因为它刻在龟甲上，并且还是成册之宝典。这也是被儒家所崇拜的“五典”，因它们是五片龟板成册之宝典。

　　正由于我国历史有《连山》和《归藏》两部治国宝典的出现和实施。所以我们才有殷商和西周的历史，这一点西周人是清楚的。到周宣王之时，却和老逨讨论了为什么会有西周这样的渐衰的历史问题，也就是从古公亶父到宣王的父亲周厉王以来的300年左右的历史的每况愈下。以后在《老子》文中的十七章所反映出来的：“太上”、“其次”、“其次”、“其次”的问题，那就是西周的历史剪辑缩影。（《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回顾，所以才有宣王任命老逨为“历人”的事实出现；才有修订我们历史文件（《书》）的可能。周宣王遗憾而不满足的是，在自己不行了的时候，就不得不把修订祖宗古公亶父《德》论的重担，正式交与老逨。否则，他是会同老逨一起完成此事的！

　　《老子》一书的完成，显然是《连山》和《归藏》的精神之再现。《老子》一书不仅是对统治者一人的禁令，也是对统治者一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做到了独特的理论阐述。当老逨把此书交给周幽王时，当时的大臣们都相互告知“老逨”搞了一个《三绝》，于是《三绝》的流传不胫而走，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读《三绝》之风也开始日盛起来，从管仲、孙武、孔丘等人的读《三绝》，致使各诸侯国都想得到《三绝》，成为镇国宝典。这才有秦献公买通（或胁迫）太史儋，从而使太史儋“偷书”西行，成为事实。过函谷关，被关尹知晓，抄得一份成为“社会本”流传的起始本。由于太史儋是潜逃，所以仓惶而造成《老子》本身的错简，成了历史的灾难。从而，致使《老子》有“官方本”和“社会残本”以及“社会本”的区别。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老子》一书在西周、春秋、战国时的现状。

　　今天就讲到这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

　　此稿后来曾于４月17日和６月11日两次在“乌有之乡”论坛上讲过。 　





　


　　

老子其人其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论坛”上的讲话（摘要）

　　（2005年8月14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到这里来和大家见面并走上讲台，也是很突然的。你们的组织者通知我，只是一个时间和地点。刚才主持会议的南先生告诉我，报告的题目是“老子其人其事”，离现在还不到十分钟，根本谈不上做什么准备，于是我只好按我自己的认识妄自谈之，请大家教正和批评、批驳。

　　老子姓单名逨，西周人。那时候的人，只有一个名字，所以，老子幼年和年轻的时候，只叫单逨（此“单”读“丹”音，不读“善”音）。由于当时西周人还有一种习惯，对有官职的人员称谓是把官职的称谓与该人名联用的，故老子后来被称谓为“吴逨”（即虞逨）、“歴逨”。老子七十岁后周宣王没有死时，人们尊称他为“老逨”（因为过七十之人，应尊称为老），周宣王死后，人们尊称他为“老单”。“老子”的称呼则是很晚以后的事，时间是春秋末战国初。下面分别对单逨、吴逨、歴逨、老逨、老单和老子的称谓，叙述一下老子其事。

　　单逨，这个名字伴随他有生之年时间最长，从他出生起，他父亲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以后一直伴随他进入半百之年约五十岁左右。

　　单逨的父亲叫单龚，是西周周厉王时的一名高级武官，追随在召穆公手下，成其为召穆公之心腹爱将。公元前854年，单逨就出生在单龚的家庭内，小时候就很讨人喜欢，聪明伶俐。召穆公知道后，责令单龚带其子出入召公府，也同样博得召穆公的喜爱。

　　公元前842年，周厉王的儿子“静”时年五岁。厉王由于知其召穆公的“才华”最好，对古公亶父的《德》论的认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出神入化的“宣讲”，使不少的人深感钦佩。于是，在悔恨自己某些过错之后，将其子“静”，秘密送入召公府内，令其调教。召穆公得到这样的特殊委托后，遴选十二岁的单逨，作为静的“伴读”兼“侍卫”。加上自己的小儿子，组成了一个三人读书班子。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受围，出奔于彘。国人知其太子“静”匿藏在召穆公府内，乃围之，逼召穆公交出“静”。召穆公不得已，以自己的幼子代替王太子受其死，“静”才能避免于难。小小的单逨，哪见过如此惨景，目睹这一切后，除了不知究里地目瞪口呆以外，却对这一不再重复的事件，深深铭记在心。从此，单逨和太子静朝夕相处，在召穆公府内受教十四年。这与太子静成为终生莫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真正成了生死与共的患难挚友。为他们历史上的“伟大合作”（长达六十一年的认识探讨、交流）开创了人类史上的独此一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我们历史上如果没有老逨就没有周宣王的“中兴”之举；反之，如果没有周宣王的重用老逨，也就没有老子的“丰功伟绩”。老逨和周宣王共同谱写了西周末年前的历史，这一点是被人们所忽视了的。也就是说是被历史上的“历史学家”们掩盖、淹没掉了的。

　　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后，召穆公和周定公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十四年的“共和伯”归其“国”于宣王，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辅助宣王。单逨此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卫”之职，王的“侍从”而已。但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也使得宣王和单逨共同学习、探讨、实践中的相互话题，越来越多，认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深入、广大。对古公亶父老祖宗所留下的《德》论（亦名为《归藏》或行为规范篇的《为》篇）的认识程度，已经开始超过他们共同的启蒙的老师——召穆公了。数年之后，颇见成效，已能秉承古公亶父的遗志，“法”季历、文、武、成、康之遗风。（历史记载难见其真，可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还是流露出来了——见《史记》。）各诸侯国无不刮目相看而宗周。此后召穆公和单龚相继均因年事过高，由其子承袭其职，共事于宣王。单逨虽然还隶属于召穆公（新一代）手下，但却直接受命于宣王，经常被任命参加新的征战，如：伐西戎、伐荆蛮、伐淮夷、伐徐、伐鲁、伐姜戎……等，长达四十余年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之诸多经历，也深知民众的苦难与不易，更加从心眼里佩服老祖宗古公亶父所认识问题的穿透力和前瞻性。所以在和周宣王所有的对话和议论之中，其主题就是“民得”和如何保证“民得”。

　　公元前800年前后，单逨已过五十岁，开始步入政界高层（再不只是简单的军人），因为周宣王已任命其为“吴林”（管理四方的虞林，即管理周天子辖内的山林川泽的最高官员）。单逨由于封赏赐官，曾作“盘”记述此事，嗣后又作“钟”等青铜器以谢乃父“龚”的养育之恩。“吴逨”的称谓也就从周宣王任命为“吴林”而开始了。

　　公元前785年，周宣王为了增强防御力量，命吴逨为“奠”定“长父”之“建长父侯于杨”的事情，“出捷”“于井阿”、“于历宕”，“不畏戎”，“以追搏戎”，而“敏于戎工”，故而赏赐他土地。吴逨对这次的赏赐，也做“鼎”以记，这就是四十二年“逨鼎”。

　　公元前784年，宣王四十三年，宣王和单逨都已经是老年人了。特别是吴逨已近七十岁了，彼此共同的认识已达到了崭新的高度。他们珍惜这时的认识，从而开创了一个特殊的工作，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人”官职。周宣王在是年的六月任命吴逨为“历人”，这也就使近70岁的单逨从“吴逨”变为了“历逨”。“历人”的官职仅在西周末周宣王四十三年设立过一次，周宣王死后的周幽王没有沿用，春秋和战国就更无法再设此官职。之后所建立的秦、汉政权就根本不知道，我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官职，而仅是把此类事交由“史官”之类的人去办理。

　　那么单逨的“历人”官职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一原来谁也不可能注意的问题。虽然有郭沫若先生曾针对《尚书》中的“历人”的问题说过一次，那个“历人”与老子这个“历人”是不相干的两回事，那里也仅只是出现过一次，郭先生认为是奴隶的一种，虽不确切，但也与原文差之不远。自从2003年青铜器出土后，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针对四十三年逨鼎中的“历人”，认为是对国家高级官员的监察甄别，相当于现在的纪律检查。这虽然有其可能，但是，愚以为还不到位，并且很不到位，这牵扯很多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已固有的历史认识，不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真正的历史，这样的历史障碍了我们目前的认识。如：周公（姬旦）的个人功绩问题；周公组织人员修典的问题；“仁、义、礼、智”意识形态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在西周金文中得不到支持和佐证，甚至得不到春秋、战国中的金文的支持和佐证。这也就是说，像上述的重要问题，居然得不到周王朝（东周和西周）八百余年官方文字（金文）认定的支持和佐证，能是可靠的吗？这显然暴露出，是“汉以来的文献的虚假伪劣之迹”的严肃问题，这难道是我们的历史上所应有的文献吗？于是，我们联系到所谓的“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人，正是搞乱我国历史真实面目的罪魁。

　　愚以为“历人”是西周末年意识形态成熟而欲做出总结的表现，这是周宣王和单逨对西周当时的历史和现实认识后所做出的重要而伟大的决定。促成这一决定的有如下条件：1、文字已通过甲骨文和金文的进展到西周末年，已有500年的历史了。不但有了经验，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且词源丰富。2、意识形态对“智”的摒弃也达到了明显的高度，有毛公鼎铭文中的“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为证。3、被汉朝以来人们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仁”字，居然在殷商、西周、春秋一例也找不到，直到战国中后期才仅见不成气候的“中山王鼎”之一例，（公元前300年略前），它能代表谁？西周人对“仁”的认识是：它直接酿成亲、疏之差，形成贵、贱之别，造成利、害的关系，于是达到是、非不分，促成真、假难辨。所以，由于“仁”的出现所带来（造成）的亲、疏、贵、贱、利、害、是、非、真、假等“十恶”在蚕食着社会中的人的心灵，并且使人渐趋“麻木”，故十恶不赦也。4、从上述看到的“智”、“仁”的问题虽然被金文所淘汰（等同被官方斥为非法），但是战国期间出土的竹简上，并不是这样，道理在哪呢？原因是：战国时的竹简和现在的网上文章一样，有一些就不是官方的意思。那时候，竹简的“普及”，造成人们大量的运用，有好多话是自己自由“书写”，代表个人的看法，和现在私人的日记差不多，所以也等同时下的网上文章。5、自从《连山》出现以来，造成了推翻夏王朝的事实。所以在商王朝初期和中期乃至稍后，都很重视“文字”问题，基本上纳入国家统治者范围之内的事，只能服务于王，或为王所用。鉴于商王朝后期有的附属国开始用甲骨文，从而也致使古公亶父也用甲骨文，写成了《归藏》，指导了自己“根据地”的建设，直接促使了商王朝的覆灭。西周建立政权以后，同样注重文字的使用问题，也只限定在王权使用的范围之内。西周中后期的金文之中渐趋向籀文转化，并且发展出现“四言句”的述事精炼的语言。从而形成韵味文字，促使了“诗”的出现。虽然“诗”是创造，但却是“非法”的。然而，正因为“诗”的出现，加速了文字（文化）的“普及”，国家也控制不了文字的渗透力，何况，还有殷商末留下来的“贞人后裔”呢？参见拙文《〈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

　　周宣王和单逨面对祖国的历史和现实，下定决心，从事这一工作。于是任命单逨为“历人”去组织、领导修订由原来祖传的“师传口授”的“口头文字”，变成真实可看，而不再变的文字记录。这个工作，在单逨受命之前，没有得到王的允许或任命，是任何人无权去做的。即若是西周的史官，也只能在王面前做一些事务性的“册命”而已。另外，关于西周以前的“史”官问题，也是一个为人们所误解了的问题，“史”官起源很早，远在殷商末年，“史”官就已经形成。这是在殷商武乙削去“贞人”的职务后，所代替“贞人”的记事的官职。此职沿用到西周初的“大史”直到西周末年的“内史”，都仅是为“王”做“记事”和“册命”之事以记而已。西周时的“史”通“使”通“事”，无有记历史的任何证据。这与春秋时各诸侯国所开始形成的“史官”记史无关，“史官”记历史形成于春秋经战国、秦、汉才渐趋定性。历逨所领导下的修订“文献”的工作，进行了三年，完成于公元前781年。这是用甲骨文字刻写在龟甲上的，包括发展后的甲骨文，乃至向籀文（大篆）进化的过渡态文字。可惜的是，在春秋末年，被人们“翻译”（转录）成竹简文字时，已经失去了原味。继之经战国、秦、西汉初、西汉中后期时，特别是经刘向父子之手后，变异成隶书文字时，已经成了“儒家”味道的“文献”了。后来又经唐、宋、元、明、清各个具体时代时的审订、刻印出来，又打上了各自时代的烙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献”还有现代的印记呢！

　　公元前781年，宣王已经不行了，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苦于自己不能和“历逨”再共同相处了。于是把原来和“历逨”共同一起学习了六十年的，老祖宗古公亶父所作的《德》论，鉴于它已有所损坏、残缺，必须重新修订、整理，这一任务只有交由历逨一人完成。为了郑重起见，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后来的周幽王）叫到身边，当面授权于历逨，完成这件事。并且责令历逨以“教父”的身份代替自己，教导周幽王，继承、发扬，光大周王朝的基业，千秋永在。

　　自从老子担任“历人”的职务后，他已是近七十岁（69岁）的人了，大家按西周的习惯，除了称为“历逨”外，也尊称他为“老逨”。周宣王死，周幽王继位后，对“历人”官职不予理睬，也就是没有对这一官职给予肯定，淡化了（名实都不存在了）。人们除称呼为“老逨”外，又称呼为“老单”，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春秋末，近二百多年。所以后来致使人们讹传变为“老耽”或“老聃”、“老莱”而流（留）传到现在。

　　朋友们，老子之所以做成《老子》，是有历史原因的。《老子》是在《归藏》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并给予理论阐述和发展了的；《归藏》又是在《连山》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才是中华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惜我们现在的人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造成这种现象的是我们所知的历史是被歪曲了的历史，写成这些“历史”的人，基本上是汉朝以来的“儒徒”。他们篡改了历史事实，歪曲了我们祖先的很多事。例如：当我们祖先开始使用符号之时，把我们刻、画、录、写、灼“记事”的活动，所留下的印记的“卜”事，说成是“预测”的开始；把面对这些符号还原成为当时语言活动的“占”事，也作为预测、决疑的活动，这就影响到我们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历史。涉及到我们现在的考古活动：对出土在远古时期的兽骨上，发觉有印记就命之为“占卜”之“冷卜”或“热卜”（灼印）。这样就使我们对六千年前的祖先活动，却被后人蒙上了耻辱的阴影。后来，甲骨文出现却在“清儒”的臆断之下，把我们祖先的“每事问”和“集思广益”乃至重要的“御前会议记录”的活动，说成是：“预测”、“决疑”的“卜辞”，而成其为十分愚蠢的无知的迷信的活动。要知道“占卜”沦落到所谓的“决疑”活动，起源只在春秋时期，这些人掩盖了真像，使这个危害直到现在还统治着我们的当代甲骨文研究的领域。

　　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些，还是因为我们的《老子》，要涉及到《连山》和《归藏》。而《连山》、《归藏》又被误解很深很深（这是宋儒的功劳）。

　　历史上的事实是：《连山》是成汤、伊尹、仲虺三人，针对夏王朝末期时的“三风”而提出的要禁“三风”的禁令，那时候没有文字只有符号，所以就“写”（刻）了三个符号，分别在三块玉制成的版上。被供奉起来，作为自己“家族”内的革命性的信条而约束为上者的官员，建立推翻夏王朝的根据地。这“三风”就是“巫风、淫风、乱风”。于是《连山》后来不仅实现了推翻夏王朝的目的，并且成为成汤建立商王朝的理论基础，清正了一时的官风。这就是《连山》的功绩。

　　《归藏》是殷商末年，甲骨文已经发展兴旺，但是在商武丁后祖甲时，“得”风开始泛滥，后经庚丁武乙时“得”风盛行。这时身为古公亶父的周人面对当时的“得”风，在《连山》的基础上，发扬《连山》的官风整肃精神，针对自己而以身作则，用甲骨文写（刻）在龟甲上“成册为典”，作为根据地的纲领性的革命言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经不断地努力，终于在武乙三年，不得不使武乙正式“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而名正言顺。后经“季历、文王、武王”三代的继续奋斗（总计百余年），才推翻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

　　《老子》是在西周从建立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的日渐衰退的情况下，虽经周宣王力挽狂澜，小有中兴之举。但是，还是不如人意。长期以来，周宣王与老单共同研讨学习古公亶父的《归藏》，才有当时的收获。所以，周宣王在自己已经朝不保夕、生命垂危之际，不得不考虑在《归藏》的基础上，责令老单，重新修订而充实，这样才能成为教育周王朝后继诸天子的行为规范篇。

　　《老子》文章中，秉承周以来的认识，对十恶不赦的“仁”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在周王朝8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没有“仁”字出土的记录，《老子》文中记录却是“绝仁弃义”。对“礼”字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对“智”字的鞭挞：“以智治国，国之贼”！于是“仁、义、礼、智”这四条儒家的宗旨，在周时已体无完肤也！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那么我们就永远学不懂《老子》。

　　另外，至关紧要的还有一个“德”字，在西周金文之中“德”字的用法是相当谨慎的。为王者或为上者从不敢在生前说自己有“德”，在生前也看不到他的下属会去吹捧他有“德”，只有当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步，盖棺定论，才敢恭维他为有“德”。于是，在古公亶父制定的《德》论之中，他所定义的是：统治者自己必须不得，才能保证民得；只有保证民众不失得，才是自己有“德”于天下。所以《老子》三十八章中明确地反映出这一光辉思想：“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从而使“德”字真正成为约束统治者一人的紧箍咒。

　　几千年来，《老子》从甲骨文走向籀文的翻译，走向秦时小篆的录制，到汉时又转抄为隶体，染指者多也。虽有不少人忠于《老子》思想，但有些由于时代的局限，渐趋与老子年代的疏远，故现时所流传的本子以及帛书和楚简之中，都有很多错误，这些都是研究《老子》所必须认真进行的工作。故此个人虽然势单力薄，但在有生之年，将为此而努力。

　　谢谢大家。


　　朋友们听后的意见或批评简录于后


　　刘女士：陈先生有很多新发现；几乎每个观点都是他的发现，这显然会引起“老学”的轰动；老子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否有实证化的倾向；老子研究深不可测。

　　王先生：老子的精神，越来越凝练；老子的确具有大智慧；听陈先生原来和我说《老子》六章开头是：“欲神不死”，如果真是这样，老子太了不起了，西方对“欲”的研究还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中外都是社会，古今都是治理，当有通用的东西；《老子》是含“金”量很高的富矿。

　　彭先生：满清的挨打；文化道德的建设；宇宙的法则要允许放开。

　　张先生：我曾在“天地生人”讲座，听陈先生讲过一次，陈先生说只读一本书，确实有新；正本清源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原来只以为推陈出新才有创新，才是创新。听了陈先生的报告后使我感到，正本清源也将是更好的创新。

　　胡先生：耳目一新，具有颠覆性；证据准确的问题：关于“往来”、“仁”、“赐”都还有问题。

　　金女士：要明其祖宗的意思。 　





　


　　

还老子以清白

　　（2004年12月10日晚在北航部分同学所设的讲坛上讲话的摘要）

　　同学们，晚上好：

　　之所以我以“还老子以清白”为题，是想介绍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老子。你们是大学生，你们已经进入到能独立思考的阶段，。但是，你们所知道的历史，却有限得很。我在这里向你们介绍的就是一段你们比较模糊的中国历史，也是所有中国人对这段比较模糊的自己祖宗的历史竟一无所知。这是从商到西周乃至东周直至秦汉的汉武帝以前的这段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公元前一百年前后的一千五百年内的思想史。这是我们的先民——祖先们所过来的一段历史。只有对这段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才有可能认识我们祖先的足迹、认识自己的历史。正因为我们自身祖先的历史，所以我只侧重这段时间内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个人认为，只要搞清楚这段历史中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一些必要的，我们需待讨论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欲认识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也将可知：认识老子不仅是认识历史的需要，也是对现实的检验乃至于是对未来的督导。是否是这样，我做如下陈述：望共同探讨、讨论。

　　一、　　西周前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西周前是商，也就是殷商，这时候已经有了文字，它就是甲骨文。在商以前传说的是夏，但是，夏没有文字给我们留传下来。虽然，在遗址之中我们看到了青铜器和某些刻画符号，但形成不了任何文字概念，研究不出意识形态的表现。除了牵强附会以外，则什么也说不清了。

　　可以明显的知道，甲骨文字是商与夏最大最明显的区别（当然，不排除夏末有甲骨文的发生事例）。在目前出土已知的150000多片甲骨文中，说的是什么呢？高度概括一下就可以知道：它们之中透露出一件事，这就是：上者和为上者，遇事必“问卜”于人！“问卜”而“记”是甲骨文字所承载的主要功能，甲骨文字也就是伴随“问卜”而产生和发展的。“问卜”还不是简单的“问卜”，而是每事必问所形成的规矩、制度、规则。不论对它的印象如何（如低级、幼稚、愚昧、迷信、对天神的依赖等等），它必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而这样规范又仅限于“上者”和“为上者”！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在实践进程中，在当时的社会时期内认识到一个特殊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行为之中，最应该必须要得到规范的人，是“为上者”！

　　于是，由上可知夏之所以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则必是夏桀的为所欲为、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是自己说了算，从而葬送了自己和夏王朝。所以，成汤在伊尹等人尽心竭力的辅佐下，以成汤的自律而取代了商王朝的政权。并且遇事必“问”于人，保存、应用、传承下来，形成了“问卜”的制度。虽然现在我们看来，这是极为幼稚、愚昧、无知的行为，但是，它却伴随商王朝近五百年之久。

　　成汤建立了商之后，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使“占卜”终于成了商王朝的“礼制”。然而，当成汤之孙太甲继位之后，却讨厌这样的“礼制”，限制了自己的手脚，不守于“占卜”的规矩、礼仪、程序，欲我行我素。这时的重臣伊尹还在商王朝中掌握大权，于是只能抬出太甲的爷爷，“废黜”太甲——“逐”至“桐宫”，在家庙内“面祖”而“反省”。三年后太甲“悔改”，不再违拗成汤所建立的“占卜”制度，伊尹才又还政于太甲。这就成为了商王朝内的一段插曲。

　　然而，在数百年计的固定“礼制”的实施进程之中，时兴时衰的现象，也就成必然。其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从事“卜”的人的身份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一个阶层：“贞”、“祝”、“巫”、“卜”等人遍及商王朝各个领域。他们成了“智者”的化身，变相成为他们说了算。所以在武丁之后，商朝晚期的前期，使得原颐指气使的赫赫大员——“贞人”们，变为记录例行公事的无名差役，这是对“智者”们的当头棒喝。但是，“智者”们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王的身边又形成了新的“智者”群。商朝晚期在“智者”的诱导下，全国上下一起为着新形成的概念“得”为最高、最终目的。这有殷商末的九件青铜器皿上的铭文作证，是“铜”证，当然更是铁证。它们分别为：“得”、“得鼎”、“□得”、“贯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九例（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2001年版广西教育出版社）。

　　正是商末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而搬到周原来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不得”正是针对当时商王朝“得”的！所以，古公亶父在理论上就站住了脚，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且把“不得”的具体内容规范了一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德”论。其要旨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具体落实到事时，表现为五不“得”：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所以只能“为腹”而不能“为目”（眼所见，心所想）。显然，古公亶父是在总结成汤取得夏王朝所得出来的自身“不得”的经验，从而对自己提出的行为规范。同时古公亶父认识到一个谁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周邑”这个根据地内，“仁”是十恶不赦的意识形态！“仁”字在公元后100年左右的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仁从二人”。可是在古公亶父的当时乃至整个西周时代“仁是从上人”的。因为上面“短横”、下面“长横”，此字不读“二”读“上”。所以“仁”是从“上人”的，直白的说，“上人”的行为多为不好。“上”也孕育着，差异、区别。“上”的行为，“仁”的行为，正是造成“亲疏”、“贵贱”、“利害”等差别的起始点！

　　正是古公亶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励精图治而形成的“德”的概念。“德”的内涵就是“不得”；就是约束统治者自己；就是最高统治者头上的紧箍咒；绝不能作任何转嫁。

　　二、　　西周时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自武王打败“纣王”后，夺取了政权。西周在武王的治下，改天换地了。这可从周朝建立后，在金文中的“得”字消失得一干二净体现出来。从武王起，到穆王100余年之中，一例“得”字也没有，“得”已经不是问题了。从武王到昭王（穆王的父亲）只有十三例“德”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是中国文字中“德”字的开始！在被传为“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四十余年刑错不用”的周康王二十三年有一“大盂鼎”，记了周康王的话：“……令女盂绍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这就是周康王高度自律的语言，并命令他手下的官员严格检查督促他。文中的“绍”：继承、发扬；“荣”：光荣传统；“敬”：诚心、一丝不苟；“雍”：应用、运用；“德”：条文、戒律；“经”：经常、随时随地；“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式、手段，不顾及任何情面。于是我们翻译成现代语言，则是：“……我命令你盂呀，要发扬继承我们老祖宗的光荣传统，你必须诚心诚意、一丝不苟地应用老祖宗所订下来的“德”的戒律，随时随地，不分任何场合，不要顾及我的面子，采取你认为可以采取的一切手段，督促、检查、阻止、审查我的一言一行，从早上到晚上我都要置于你的监督检查之下……”这就是西周早期的现实。在西周乃至东周800余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在金铭文内，前面说的那个“仁”字都绝了踪迹。这与西周的意识形态是有关的，请参阅“拙文”《老子十九章考、辩、析、读》。

　　这就是西周，用自己“德”论的高度自律代替了商王朝的“占卜”，这是意识形态的转换，也是“礼制”理念的转换。也就是用一个较为开明的“德”的约束来替代那种“占卜”形式的约束，显然同样是约束统治者的。在西周开国之中，除了接替商王朝的统治开始时，有点混乱。后来成康之际，则天下大治。但是，后来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没有出现那样的大治景象。

　　好景不长，周昭王的继承，没有长进。至穆王，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在穆王时期定格了“天子”的称呼！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惯例。从穆王起，上下齐呼“天子”！周穆王也飘飘然，处处以天子自居。再也看不到他爷爷时的大治了，显然为溜须拍马者开了方便之门，“智者”们也一涌而出祸国殃民始也。再一件事是大兴“吕刑”，“吕刑”细微达三千多条。可想而知，其矛头对准的是下面之人。这背离了古公亶父的教导：治国必先“治君”，而不是“治民”。

　　于是在周穆王之后的周共王等的治下就出现“得纯”的政治口号，“得”字重新出现在我们历史上。虽然它灭迹了百多年，现已经说明“得不纯了”，也是西周王朝的“膏肓顽症”！这时的“得”字的写法也很直接，上“手”下“贝”，或上“贝”下“手”，手要能攥得到“贝”（金钱）就是“得”，反之，“贝”能攥得到手中也是“得”。

　　直至西周晚期，“得纯亡民文”共出现八次，“民文”乃不听政令之民，“得纯亡民文”就是“得”纯洁了，清明了，不听政令的老百姓都没有了，也看不到扰乱社会治安之民。同学们，这是在当时的西周社会里的呼声，不发人深省吗？

　　值周“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执政四十六年，颇为小有“中兴”之举。这时在整个西周王朝时期，可谓是又一个辉煌的年代，它有下列诸事可证。

　　金文的文字已发展近于完备，长篇的铭文，层出不穷，且金文书法也发展到花团锦绣；非官方的诗也广为流传和兴起；意识形态上有概括性的高度认识，：如见于铭文中的“不侮鳏寡”：不得中饱私囊、要“得纯亡民文”、要“纯”、要“禄纯”；“引其唯王智，乃唯是表我国”……等等。

　　重申“国之有咎在予一人”的观点，这也是西周建国以来所持有的固定观念。执行的好坏是另外一回事，认识上必须如是。

　　“治乱在庶官”的观点也已形成并完成，从而可以看到了“智者”的破坏性。

　　《老子》文章的构思必形成在西周晚期，周宣王之时，因为《老子》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西周所形成意识形态的终结。如《老子》十九章，亦反映出一个西周晚期所形成的重要概念，“绝学无忧”。由于有这个概念被公认后，所以在东周时期的金文之中，再也没有看到一例“学”字出现，并且影响到秦汉，直到东汉的许慎的《说文解字》之中，还没有列出“学”字专条，而仅在不显眼的地方曰：“学是觉的省字”。这当然是对孔子的“子曰”：“学而时习之”的嘲讽！因为许慎也是一大儒，可是他却不知道有句“学而时习之”，才在他的《解字》之中，没有列“学”字专条。

　　“绝学无忧”是一个纲领，其内容是：“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正是对西周的历史的写照，也是对商王朝的历史所终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这也是说，　　无论是商朝的“占卜”，还是西周的“德”论，这两种礼制虽然在开始出现之前，都是柔弱的，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一旦固化，老化，“物壮而老，是为‘不道’”。它们也就以一种“礼制”的形式，想把它们固定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它们走向了反动！之所以走向反动，问题还在于那些吹捧这“礼制”的人。正是所谓的“智者”，他们声嘶力竭地维护“占卜”和“《德》”论都是对事物本身的背叛。所以西周晚期，正直的人们，都会看清这一点。老子正是代表这一样一批人，行之于文写出“绝礼弃智”！

　　至于“绝仁弃义”则是西周早期的认识。在西周的历史中，就看不到被后来的人们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仁”字，金文可证。

　　所以说，老子所总结出来的“礼、智、仁、义等四个是怪物，是必须绝弃的对象。这就是老子之所以是西周时代的人的道理。礼、智、仁、义这四个怪物，却是春秋战国的后学所“捡”的破烂。

　　三、　　西周后东周时的意识形态表现

　　自从西周经老子总结了意识形态后写出了《老子》五千言，然而周幽王只束之高阁，按惯例作为藏书而已。但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知道，这是治国宝典，传言为之《三绝》。把《三绝》的内容误传为：“绝学”，“绝礼”，“绝仁”。也是所有读书人争相阅读的经文，也是指导大家的必读之书。当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老子，公元前776年，作了五千言；公元前770年老子已死。

　　约公元前720年——前645年，管仲在齐国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辅佐齐桓公首次称霸。“挟天子，以令诸侯”，转嫁“治国”必须“治君”的问题。为后世称霸带了头，也是历史上公开挑起内战的祸首。

　　公元前551年——前478年的孔子，在管仲的基点上，修订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把“仁”这个周天下早已成为过街老鼠的理论怪物，重新打扮，让它复出。虽然美之以“忠孝信义”，但各诸侯国，谁也不敢买这样的账，他处处碰壁也就理在其中了。

　　公元前476年——前390年，墨翟以孔子的提法太过，要“薄礼”（节葬节用）“兼相爱、交相利”，变相地继而鼓吹“仁义”，虽然也代表部分民众的利益，但也不受各诸侯国的欢迎。

　　公元前385年——前304年（或前372年——前289年）孟轲，他较完整地提出“仁义礼智”为之四德；并且要以“仁为质”以“礼为形”，彻底地否定了老子的认定，也就彻底背叛了西周的意识形态，成为所谓的儒之“亚圣”。

　　公元前369年——前286，庄周虚无的“道”论，独与天地精神而往来，架空老子为“博大真人”。骨子里却以“仁义礼智”为是，抬出黄帝，贩卖己论。这就是他虚伪而使后人误以为他就是老学的传承，实则是老学最大的叛徒！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延续到东周晚期的“‘稷’下学宫”乃至秦的统一，以至始皇的焚书坑儒就不无道理！“秦”灭、“汉”兴，至汉武帝时（公元前134年），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它的核心要害却是“天人感应”学说，是为君权神授服务的，以完整地提出“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以“君为臣纲”为“总纲”。竟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就在中国历史内绵延困缚中华儿女达两千余年！

　　四、我们的思考

　　由于“善良”的干扰，此问题被阻，没有时间讲。现把当时的构思录在这里：什么是传统；明显地可以知道我们的意思形态思想史是断裂了的；《老子》这本书的巨大作用；这些当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同学们，你们不是敢问路在何方吗，我可以告诉你们，路在你们的脚下。是不是这样呢，请同学们自己想一想。谢谢大家！ 　





　


　　

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

　　——再次在北航研究生学会《百家论谈》上的讲话（2005年3月18日）


　　同学们，晚上好！

　　你们的组织者给我出了“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的题目。昨天下午才告知我，仓促之间，我没做什么准备。但是，作为我们相互交流沟通、共同学习，谈一谈，也算是向你们汇报我个人的观点和认识吧。上次在这里讲的是《还老子以清白》，侧重的是秦汉以前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今天要讲的是《老子》一文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问题，现分四个方面陈述如下：《老子》一书的简单介绍；《老子》一书的自然观；关于文明小议；《老子》一书的《八十章》的解读及其认识。

　　一、《老子》一书简介

　　大家所知道的老子，不是历史上真实的老子，而只是由于司马迁的《史记》中留下来所谓的老子形象。老子也决不是春秋末之人，因为《老子》一书鲜明地打上了比春秋要早的历史烙印。通篇只能符合西周的意识形态，只符合西周的历史事实。在今天后面所讲的“小国寡民”四个字，就只能断定为西周的语言或词意。关于老子是西周末年的人这一问题，上次已经讲过，今天仅只介绍《老子》这本书。

　　1、《老子》只能成书于西周末，这是因为，《老子》一书中的内容：不但摒弃了“礼”和“智”（“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38章，“以智治国，国之贼”——65章），而且“绝仁弃义”（19章）。然而，西周后的春秋战国正是在“礼、智、仁、义”意识形态概念的熏陶下，形成了：儒、道、墨、名、法……等“诸子百家”的产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所以个人考订被人们尊称为老子的这个人，是受到周宣王临危时的重托：为了教育他的儿子周幽王，命令“老子”在“古公亶父”所著《德》论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因已遭三百多年翻阅，磨损而残缺了的《德》论）。所以，老子历时5年多，完成于公元前776年。

　　另外，我们要读懂《老子》，必须知道一点“金文”的知识。金文是当时官方公开的语言，它表现出来的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金文起源很早，它仅略晚于“甲骨文”）。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历来人们读《老子》，总是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文献”（这几乎是汉儒及后人厘订、整理过的语言，都打上了各个时期的烙印而被时代污染了），或者用出土的竹简之文意，去解读《老子》，也是不行的。出土的竹简是春秋战国期间文字，书写（包括刻画）方便，人人可以抒发情怀，相当于我们时下的网上文章。它们中的很多，基本上是非主流的意识形态！“诸子百家”的真实言论的归结整理，大都出在此时，或后来所整理出来的东西，在春秋战国当时都是行不通的。我们目前和以往的学术界，没有注重这一问题，于是造成了任意解释我们的历史的弊病，而竟成痼疾顽症！

　　2、《老子》书的渊源

　　人世间的事物，都是有其渊源的。从无到有，从先有到后有，都必须有其存在的原因，才能存在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纵观《老子》一书，她的每一句话，都只是一个共同的宗旨：教育统治者，教育圣人；规范统治者的行为，规范圣人的行为。并且作了独到的阐述。前面我已说过，她是在古公亶父《德》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德》论是公元前十二世纪时的“甲骨文”写（刻）成的，是“藏”在龟甲内的治国宝典，她叫《龟（归）藏》！《龟藏》是从哪里发展起来的呢？她的前身是《连山》。现在分别说一下《连山》、《龟藏》。

　　《连山》传说夏所有，并非虚言。夏时只有符号，还没有文字。夏时的符号究竟有多少，我们不知。但是，从出土的遗址内，我们已知：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地区的出土，就发现20多种符号；距今7000年的陕西姜寨的仰韶文化，发现120多种符号；大家所确认为夏的二里头文化，也揭示出20多种符号，并且它们独特到“一器”一个符号！伴随着铜器、玉器的出现以外；又从原来只能画在“泥坯”上的印记，经烧成陶器后而永久保存；在夏末（或还早一点）也就可在玉上刻画符号了。为什么我要说符号呢？因为我们历史上对符号问题也没有深究过，歪曲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符号是笼统的、抽象的，它具有很广延的概括性，这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能够书写、刻画、刻录、灼……等符号的人，当时应为“卜”人；能够还原符号，用大家知晓的语言复述出来的人是“占”人。当符号由于需要作为永久保存写（刻）在玉上，（当时的铜器只能刻玉）则为“卦”。因为，把“玉”称之为“圭”，玉上有“卜”文为“卦”。于是，“卜”、“占”、“卦”三个字的最早含义，应是与符号一起流传开来的。这时，是没有任何“预测”、“决疑”的迷信色彩。假定传说中的“禹”是夏的祖先，那么他的行为和语言，只能用他所在当时的符号记录下来。而这既要“卜”人的努力，又要“占”人的不断宣讲、复述，以教后人！才能保证夏王朝的长期延续。就在夏王朝末期，成汤在伊尹、仲虺等人的辅助下，针对当时桀的不听“祖训”，重“巫”、“淫”、“乱”，造成夏王朝摇摇欲坠。而提出的禁“三风”的禁令，作为推翻夏王朝的理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后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个禁“三风”的禁令，这就是后来传为《伊训》的主要精神。成汤时，甲骨文还没有兴起，还只是沿用夏时的符号。“三风”正是记录在三块“玉版”上的三个符号：“巫风”符号，只有“占人”才知道，“巫”不是迷信，而只是指“迷恋歌”、“沉于舞”；“淫风”的符号，只有“占人”才能还原成语言，指“恋女色”、“贪财物”、“恋游玩”、“迷畋猎”；“乱风”的符号，只有“占人”才能复述出来，是“不听”先人的话、“重用”奸佞的人、“不尊老”、“不爱幼”。为什么都要“占人”才能说出来呢？因为当时没有我们语言中的这些字！只有按其符号而解说、复述，这种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刻画在三块“玉版”上，被供奉起来的禁令，当时或后人的传言则就是《连山》，联在一起三块独立供奉的符号（三块“牌子”、三块“禁令”），“山”字的“三竖”，不正是下面一横连结起来的吗？所以，《连山》正是禁令，是禁止商王统治者自己和他所隶属的官员，它是“儆于有位”的禁令。并且，当下属看到为上的“三风”之一点点露头而“不言语”、“不谏止”、“不劝阻”的话；那么，当为上者明白过来后，立即不仅罢他的官，还要处以“墨刑”，永不再用。这也是“汤刑”“儆于有位”之一例。于是，《连山》是我国历史上治国的第一部宝典，就是汤和伊尹等人作的，这是“儆于有位”的禁令！

　　成汤是靠《连山》的理论建立了商王朝的。在盘庚之后，武丁之时出现了甲骨文(可能还要早一点。但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目前还没有)。甲骨文的出现不但要“卜”人“刻画”，还要“占”人“解读”，也还造就了新的“贞”人。“贞”字的结构是上“卜”下“贝”，明显说明“卜文”刻画在“贝上”在龟甲上。这就是“贞”，这较之原来的“卜”是一个大大的进步。能刻画龟甲上的人，能解读还原成当时通俗语言的人就是“贞人”。这种“贞人”在武丁后期形成了比较大的“贞人”集团，几乎左右了商王权的政事。后来被庚丁或武乙（他们是父子）拿掉了，限制“贞人”只能从事例行公事的记录刻画，只能充当小小公务员。大部分“贞人”，精简还家，于是武乙“射天”就多了说词。有时候，“卜”与“贞”共同出现在同一片甲骨“卜辞”之中，并不相互抵触，只能说明“卜”与“贞”是共同完成的一件事。

　　生活生存在商朝末年的古公亶父，看到商王朝的“得”风盛行，腐败不堪，不守《连山》的禁令等令人发指的行为。于是在《连山》禁令的基础上，不但要发扬光大禁令之风，还要规范一些统治者自身的行为。他深深地看到，禁令的根本，是禁自己。于是他首创“德”字，以规范约束自己作其示范，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自己“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才能真正做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古公亶父《德》论的精华，这就是周康王所自律而称道的《德》论。这就是春秋时后人所赞颂的行为规范篇——《为篇》，这就是老子所言之的《建言》——建立周王朝的理论基础。也是后人所传颂的，刻画在龟甲上的治国宝典——《龟藏》或《归藏》篇！

　　所以，《龟藏》是在《连山》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她不仅是禁令，而是有了行为规范；她不再只是约束有位之人，而是严历教育统治者一人。这两点，虽然有其重要的不同之处，但她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是治国宝典，都是教育为上者，约束规范为上者的行为的。

　　《老子》一书正是《连山》、《龟藏》的再现。《老子》一书不仅是对统治者一人的禁令，也是对统治者一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做了独到的理论阐述！所以，《老子》一书中，有些句子篇章就是《龟藏》之文的再现，只不过由甲骨文字，变易成了当时西周末年的通俗语言而已！

　　二、《老子》一书的自然观

　　从上面我们知道，《老子》一书与当时的西周末的意识形态融而为一，《老子》一书就不是老子这个人的问题。老子这个人怎么样，与《老子》一书虽然有关系，但是，不是主要的。我们谈老子的自然观，显然是以《老子》一书为根据的。

　　自然也，自自然也。无人为做作，才能自然。《老子》一书是承接《连山》、《归藏》的，是人文社会内统治者自身的“禁令”与“行为规范”的发展，并且做出的理论阐述。所以，《老子》的自然观侧重于人文社会内的自然观。是符合民心民意的自然观，是充分显示人民意志的自然观，是合乎天地大道的自然观。故而，在《老子》一书中有5个地方涉及到“自然”。按文章顺序依次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统治者必须“希言自然”（23章）；“人（统治者）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统治者不欲，不能自以为是，而只能“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章）。显然，这几处的“自然”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在人文社会之中，民心民意才是自然本色；统治者不得强奸民心民意、以自己的意志、以小集团的利益强加在人民头上，才能是符合“自然”的。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好像有严格意境上的不同。但是，我们认真思考，用心去体会，将会使我们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现仅以“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一例而言之。

　　在西周时，“民”是最下层，最低等，最直接的劳动者。他们必须生存生活；他们必须劳动；他们必须养家糊口；他们必须生儿育女；他们必须教育培养自己的子女；他们必须赡养自己的老人以颐养天年。所以，在他们从事的这些事中，他们成功的几率是大的。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只有这平淡的生活。他们做成的这些事，他们不是觉得自自然然吗。然而，西周的现实是，只有在建立周（“岐邑”）根据地和嗣后才有这样自自然然的事发生：“太上”之时，就是古公亶父（周太王）、季历、周文王之时，老百姓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家长，老百姓过着“解放区的天”的生活；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就比起来而“次之”了，老百姓就冒出了亲近他们、赞誉他们的苗头，虽然传为“成康大治”的太平盛世，然而已经没有“太上”的境遇了；周昭王、周穆王、周共王、周懿王之时，特别是周穆王之时，他定格了所谓“天子”的称呼，大兴“吕刑”，老百姓开始畏惧他们了，这正是每况愈下啊；到了周孝王、周夷王、周厉王之时，百姓忍无可忍了，只有侮之以驱逐周厉王至“彘”，直至他“病死无归”！这就是《老子》一书十七章所叙述的西周历史的剪辑缩影。

　　真正做到让“百姓皆谓‘我自然’”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西周之后东周时，春秋诸侯称霸、战国的战祸连天、秦始皇的血腥统治、汉武大帝的独尊儒术以“君权神授”而“捆缚”天下百姓！至此起始，百姓无不感到皇恩浩荡，谢主龙恩；一切都是“天子”所赐；都沐浴在皇恩的恩泽之中……这延续了两千多年。“希言自然”只存在《老子》的著作之中，任人颠来倒去，而搞得体无完肤，不伦不类。大家还是去尊重儒家的教导吧，当忠臣孝子，则国泰民安！

　　三、文明小议

　　文明，是一个概念，如何定义它，我知识太少，也说不好，也定义不了。《老子》一书中没有“文明”的字样。所以，老子的观点与“文明”好像沾不了边。但是，文明的反义词好像是野蛮。对野蛮的认识，自己还有一点看法，现在就“乱谈”一下。从古至今，野蛮处处可见。

　　历史上的野蛮表现，莫过于战争和掠夺，当今世界上也无不如是。号称文明的大国、强国，魔爪也伸得很长。充当世界宪兵，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干涉别人的理由一大堆。力量就是真理！这里面有文明吗，如何定义文明的内容？这里只看到了野蛮。所以，文明并不意味着发达、先进、走在世界的前列。

　　野蛮的另一特征是奴隶。有奴隶，就存在着野蛮，恐怕大家比我应该更清楚。奴隶是附属于主人的，一切只能听主人的命令。主人命令做什么就得做什么？除此以外，一无所知。不听从命令，后果自负。历史上辅助成汤建立商王朝的“伊尹”，他是一个奴隶，他是成汤夫人的陪嫁奴隶。他却在夏朝的经验教训之中，总结做出治国大典的禁令——《连山》。后来武丁时期的“付说”，也是一个带着“锁铐”劳动的奴隶。他被商王武丁启用后，也完成了商王朝的中兴，并促进了甲骨文（“贞文化”）的重大发展，强化了统治者的每事必问的行为。当然，这两个奴隶是特例。但也说明，我国在商王朝时的奴隶与国外所说的奴隶是否性质不同，有待深思。

　　然而，在三百多年前，建立起来的清王朝，它却公开造就了一批“奴才”、“奴才的奴才”、“奴才”的“奴才的奴才”。全国的“人”都是皇上的“奴才”！而所用的理论根据（基础）恰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当然“奴才”不同于“奴隶”，“奴才”还会役使“奴隶”，“奴隶”却永远没有资格使用“奴才”。这文明吗？有“奴才”、“奴隶”的社会能算是文明吗？

　　当然，还有平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

　　另外，如果把文明仅限于：让座、不说脏话、要礼貌……也无不可。要文明礼貌嘛，也是一种社会风气。

　　四、《老子》的八十章是文明的典范篇

　　《老子》八十章只有75个字，其文字精炼，论证简明，逻辑性极强，结构严谨，表达清晰透彻。以“民”为主导，把全篇分为四段，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光辉的过去和未来！这不仅是我们的事，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无不在他就任其职务时，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人民的“衣食住行”的起码拥有；一个较好的统治者无不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的改善放在首位；一个好的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都会自觉地把完善人民的“衣食住行”作为第一要务。只有这样，只能这样，才能使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是否是这样，我们现在来看《老子》的文章。

　　开头的“小国寡民”四个字，就交待了《老子》成书的时间。这是自有“研读”《老子》以来（2000多年）所有人的失误！这指的是西周，而不是以后的春秋战国。原因很简单，只有西周时，才能由周天子指定一个小国作为试点。周天子所辖几乎有800诸侯国，各诸侯国都得听命于周天子。显然小国在西周时是相当普遍的存在现象。而周幽王的儿戏之举（烽火玩笑）则正是周天子权利的象征。然而到了东周（春秋、战国）后，周天子却丧失了这种能力，所以，“小国寡民”四个字是老子忠实于历史的写照，也是他特定的环境（本章的前提），他所说的事正是统治者所必须做到的事。前提有了，紧接着的九个字就是理论根据了！它们是：“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这样就以第一段的形式提出了全篇文章的基点。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此段和下面二个段落都有一个“民”字和一个“使”字，而且“使”字又是下两段的开头。本来本段也应以“使”字 开头的，但由于要有时间地点环境的交待，所以“小国寡民”在前，而“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只好居后，但却不能忽视它们啊。

　　不少的著作把“什佰之器”解释为十人、“佰”人所使用的大器具，所依的理由为汉帛书抄本是“十百人器”或“十百人之器”，这里的误解也是很大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帛书是手抄本，带有任意增添或减少的随机性；二是“抄者”有很大的可能是强调“十百之器”乃是“人”之所拥有，非民所拥有。这也是先秦，人和民分野的严肃。

　　“什佰”是军事组织的基层单位，西周时所称的“千夫长”就是“什佰”组织的最高长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军事编制的“团”的规模。当时，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五“伍”为“元卒”（或五“伍”为“行”），四“卒”为“佰”（或四“行”为“佰”、或四“卒”为“卫”、或四“行”为“卫”），十“佰”为“什佰”（或十“卫”为“什佰”、或“十佰”为“仟”，或十“卫”为“仟”）。另外，“行武（伍）出身”的俗语中的“行”，也源于西周的军事建制。

　　第二段，从“使民”起到下一段的“使民”前的二十四个字，说明了取缔了军事组织（建制）后，则民会如何。分三个方面：一为“重死而不远徙”，不担心打仗了，就不会远离家乡。当时远离家乡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打仗，二是徭役。正因为是小国，徭役只是本小国的事，离家不会太远。不打仗了，老百姓皆大欢喜！不会离家远走了。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舟”是“运兵”的大船和“作战”用的战船；“舆”是战车，“百乘”、“千乘”、“万乘”所指的最基本的单位就是“舆”！不打仗，不参加任何战争，民众才永远不想乘坐那玩意。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甲，头盔、铠甲；兵，矛、斧之类的杀人器械。“陈”通“阵”。不打仗了，不参加任何战争，民众有谁愿意碰那些东西。

　　正因为有一个先决条件第一段的提起，所以才有这三个方面民众所能得到的“安居”实惠和保障，而这又是统治者的“政策”所带来了的好处。

　　于是，第三段才是破题，才直接说到主题。从“使民”起共20个字：“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第三段老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结绳文化”的问题，可是我们所知甚微，除了少数几个人认为是复古倒退以外，谁也不关心，不研究“结绳文化”的真实内容。

　　结绳文化显然是“卜文化”以前的事，我们已知最早的符号文化（卜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河南贾湖）。其真实内容人们也没有深究过，当然对结绳文化就认为更加遥远了。然而有些人，仅凭一厢情愿而认定老子说“复结绳”就是复古，就是倒退。真的老子是要人们放弃现实的一切，恢复到结绳记事的时代而生存生活吗？非也。“结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那是比我们已知的符号文化（卜文化）更早的时代，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伏羲、神农是那时候人民的当然领袖、统治者。他们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的首领：伏羲时代长达二万年（包括一万八千年）乃至百万年以上，神农时代则是符号文化之前的一万八千年内。“伏羲”又可称为“伏牺”、“伏戏”。顾名思义也可知：“羲”乃“日”乃“火”，这是人类中最早认识“火”的英雄、是熟食的先祖、是教人用火的“科学工作者”、是“巢居”、“穴居”的先行者、是教民娱乐的始祖；神农，则是教人刀耕火种开始务农的祖宗，尝百草四处奔走为民众服务效劳而力图医治民众百病的“医师”。在伏羲、神农时代，我们看不到“战争”的痕迹，看不到不顾民众死活的“尔虞我诈动刀动枪”；看到的只是为人民生存生活而服务的忠实公仆，看到的只是民众生存生活的带头人。而这才是老子提出“复结绳而用之”的真实含义。老子在此段中要的是统治者为民众服务效劳的精神！只有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只能这样做，民众才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不过老子比我们当代更注重精神方面，他的“乐其俗”乃是生花之笔：看，老百姓简直乐开了怀！

　　最后一段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十八个字通俗易懂，唯独最后两个字，“往来”使所有的人都糊涂了！从文章来看起头说的是“去兵”，收尾肯定应与其呼应以争战为实！这应该是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这样认识，硬要按己意认为是不交往、是封闭、古板、分散、乌托邦式的自我满足。恰恰人们的认识不知《老子》一书乃是原刻写在龟甲上的。正因为不容易，老子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才在公元前776年完成。他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源于甲骨文。“往来”一词在西周和商朝是指军队路过、经过。如甲骨文一则：“丁丑王卜贞，其振旅，延过于盂，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合集36426）辞中的“振旅”为整顿部队，演习操练军队。演习阵法，也为“教振旅”。“延过于盂”即到达，经过“盂”的这个地方。“往来”则指到达、经过、路过这地方多次。“亡”，“无”也、或“有没有”造成。“往来之灾”是“问”或“回答”，造成什么样的损失都没有。或“卜辞”问“路过盂地时振旅练兵有无造成灾害”。不管怎样去认识该“卜辞”，但“往来”的意思清楚明白，指的是“军队经过多次”或“军队路过多次”或“军队演习阵法多次”。所以，老子在此章的结尾用“往来”二字，也是生花妙笔，可惜，诸多“识者”为什么这样眼拙！

　　现在把《老子》八十章的我个人的译文读一下：

　　前面我说了那么多，作为统治者的你应该怎样呢？不妨先在你所辖的诸侯国内，选其国土较小、人口较少的地方做一个试点。首先去掉“什佰”军事组织，保证他们不再打仗了。

　　民众不会再担心自己的生死而参加战争、远离家乡；虽然原来造就的大船、战车也派不上用场了，就让它们闲置摆着；虽然有原来制造的头盔、铠甲，也只有收入库中去，再也不会因为布阵打仗而需要它们。

　　那么，这小国的官员们将要干什么呢？要他们恢复我们自己老祖宗结绳记事的时代所具有的工作作风，要他们的首脑头头们，像当年伏羲、神农两位老祖宗一样，处处为人民的生存生活着想。你看老祖宗们当时只是教人民用火、熟食、驯兽、游牧、刀耕火种、务农、储存粮食、以备饥荒，尝百草、教民自己治病或为他人治病，等等。他们是在干什么，他们是在为人民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而努力工作。以百万年、十万年、万年的历史进程来默默无声地为人民效劳。

　　作为当代的统治者的你，不是应该和我们的老祖宗一样吗？不该效仿他们为人民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而大干特干的光荣传统吗？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够这样，你不仅把一个地区治好，而且天下全部也能够治好。那时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人民世代和睦友好，又哪来的争斗和战争呢？做梦也看不见有军队路过，经过我们居住的地方啊。（参见“拙文”《＜老子＞八十章辨、析、读、浅探》）。

　　同学们，《老子》一书是西周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总结，她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老子》的全篇在人类社会中的认识，继承了古公亶父的精华，抓住“民得”这个社会根本问题不放。所以，她的一切观点都以“民得”为基础。不论是自然观还是文明观，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是否符合“民得”。

　　老子的自然观，是老子的自然观。它与时下人们的意识如果一致，他就不是老子了。老子的自然观归结在民心民意上。在人与人的社会里，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里，统治者的作为符合民心民意就是符合自然。

　　民心民意是什么，民心民意就是“民得”。保证民得，改善民得，完善民得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统治者的必尽义务和职责。

　　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走向文明。最文明的社会莫过于看不到战争，看不到掠夺，看不到野蛮，看不到一例被奴役的人，看不到一例失去“民得”的人！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让我们记住“民得”吧。　谢谢大家! 　





　


　　

和杨振宁先生说一点悄悄话

　　2005.1.5.

　　尊敬的杨先生，拜读了您零四年九月三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记录稿，有幸五十天后又聆听了您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在清华园内的讲话——再次肯定了您在大会堂所持的观点。此之后，我在内心升起了与您讲一点悄悄话的念头。之所以要讲悄悄话，其原因如下：这些话不适宜“公开”争论，愚以为争论无任何价值，且“真理”不是争论出来的，您所崇拜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先生们的理论是争出来的吗？这些话也不能进入“大雅之堂”，那里也是不适合说这种话的地方，也不可能为此言论开方便之门；这些话是个人言论，基本无人敢说，甚至不能说。要说，只能是自找麻烦。所以，我向您只能悄悄说一点，只作为我对您的尊敬而已。望您谅、察之。

　　尊敬的杨先生，您九月三号的讲话，题目是“《易经》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您谈了三点。怎么说呢？您所讨论的三点：第一点是思维方式，学术性很强，我也无知，暂不从它说起，而是从您所认为的第二点说起，它就是您所指定：“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之所以要从它说起，我主观上想是要在我的悄悄话之中回答您的两个问题：它们是“易经起源的问题”和“是什么原因禁锢了近代到当代科学的发展”。然而，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只能“乱谈”而无序：

　　1、杨先生您不觉得您讨论的总题目和您的子题目有逻辑上的毛病吗？也许是我的无知和过于苛求。因为您是否有“中华文化”统辖“汉语”的区分？不得而知。但是，显见您在论述的时候，是把“汉语”与“中华文化”混在一起的。并且从您的举证来看，您追溯到16000年的“中华文化”，且包容了“汉语”的“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由此可见，远的不说，就仅只以“甲骨文”和“金文”而论，您也许是把它们纳入“汉语”之中的。但是，甲骨文和金文已经不是“汉语”这个概念所能容纳得了的。然而，它们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岂能等闲视之啊？！

　　2、舍去“汉语”是否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牛角尖式的问题，就以您所认识的“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也不确切。这不独暴露出您对<易经不太了解，就连汉语的发展过程，您和我一样，也知之甚微。显然，我也是门外汉，也只能在此说悄悄话之我见。之所以要说“我见”，乃因为您是缜密的科学家。但是，愚以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更要有缜密、严格的自律、自恰！

　　3、您过高地肯定了易经的功能（不论其影响好坏），居然把它纳入到中华民族的“汉语”发生的高度，它能有那样的功能吗？由此反诘，当可以看到您受到了不少所谓的世俗的传说性的、且还是名家学者们的有关易经起源学说的蛊惑和影响！可是，尊敬的先生，您应该在脑海内去多想想以便于再认识啊。是否有把人家的观点照搬、置入自身的脑海而根深蒂固的行为。这是当今不少人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人云亦云的陋习，并且自觉意识不到，反而自鸣得意而沾沾自喜。

　　4、话已至此，不妨说一下西周二百多年所能找到的“易”字。之所以说到“金文”，因为中华民族的汉文字的来源，离开了西周时期的“金文”是说不成的；虽然还有其前身“甲骨文”，但是“金文”却是奠定“汉字”的基础，且不少的字就是在西周发展过程中形成而流传到现在。另外，“金文”还有一独特功能，这就是它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应。也就是说，凡是西周当时官方所认可的意识形态，都会在“金文”中反应出来。而非官方的意识形态（非主流）则自然就被淘汰出局。因为它们不能书之为金文，作为子孙万代留传、阅读而自律的范文。截至2001年年前出土文物涉及到西周时期的“易”字有356例是作为赏赐的“赐”字使用的；有一例是作为青铜器的名称使用的；十二例是作为人名使用的（但愚以为其中还有三例当为“赐”字）。——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

　　5、不独“易经”的“易”字，在西周时期不作为“易经”之“易”来使用，就是八卦中的除“离”、“兑”二字以外的另外六个“卦象”的“卦”名：“乾”、“坤”、“坎”、“艮”、“巽”、“震”也是没有的。试问，易经起源于西周初的说法能说得通吗？那么文王作“八卦”岂不是无稽之谈，为何“传”而又“传”！可惜而遗憾的是文王时期，还是甲骨文所盛行的商朝末年时期，而不是西周时期，他能作“八卦”吗？当时的“乾”是什么，“坤”又在哪里？何止如此，那些更有甚者，把易经说成是伏羲的“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辩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的荒谬传言，活灵活现，神乎其神！更有甚者，有人竟说远在8000年前的今河南贾湖地区出土的文物就可印证“八卦”“符号之始”或已“萌芽”！对于这些，想必尊敬的先生，也许有所目睹或耳闻，是否认为它们已是言之凿凿而成为不争的事实呢？因为您已经得出了您那样的结论——“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易经》是西周时候的《周易》，所以《易经》的历史是孕育了前后经过一千多年”。

　　显然，上述的传言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谎言。于是，《易经》的起源问题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虽然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事，但是我可追述一个大概。

　　6、虽然只说一个大概，但事情还得从公元前十四到十三世纪的商朝“武丁”时候说起。在“武丁”的中兴之后，崛起了一批新型贵族——“贞人”。但在“庚丁”时期后，这些“贞人”已经从赫赫大员的身份下降到无名差役的份上了。他们的后代不断繁衍，遍布商王朝各个领域之内。他们是文化人（能识文断字），在商朝灭亡时已传承了四至五代。商朝灭亡后，在整个西周时期又繁衍了十至十二代左右，这时已遍及西周各个领域之内。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不仅孕育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在春秋初期逐渐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上海博物馆所存的《易经》竹简，就是明证，它那里还没有后来所认可的《易经》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于是，《易经》怎么会有您所赞誉的功能呢？乃至于不少符合您的学者，也在胡乱转游（悠），更不要说那些莫须有的卫易士的对您的诋毁了。

　　7、现在我要回答谈您讲的第二个问题了，“是什么原因禁锢了近代到现代的科学发展”。您虽然举出了五个原因。但是，愚以为只有您所说的第五个原因，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观点的形成来源于天人感应学说。这个学说是西汉时期董仲舒思想的核心，它包括下述三点：人本于天，天主宰人，这是其一；其二是天有意志，能以“灾害”“怪异”“谴告”、“警惧”人事；其三是君权神授！从天子到下民，各有其“号”，各安其事。所以说，天人合一论的要害也在于它的“君权神授”：各司其“命”，安于本份，循规蹈矩，人云亦云，依样画葫芦，管他对与错，以“上命”为是，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违拗、犯规……这还能有什么创造、发明和发现呢？这岂不是逼着人去“溜须”、拍马、唱赞歌、吟颂词吗？因为既得的利益在等待着他们，何不乐而为之。董仲舒为了“推出”天人感应说，还建议当权者立“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并保证“五常”的实施建立了“三纲”。正是这个汉武帝采纳了“三纲”“五常”之“天人感应”学说，才捆缚中华儿女的手脚达两千余年。“仁”“义”“礼”“智”这四个怪物在西周时代是批判的对象，在西周末期形成的《老子》一书中，就直接说：“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此处的“礼”字在战国中期被篡改为“圣”字）。但是，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内所谓的诸子百家，捡起“仁”“义”“礼”“智”的破烂，歪曲我们自身的文化，这是对西周意识形态的反动。恰恰这些不好的东西，却又是目前不少人心目中所崇拜的中华传统文化，显然，如果承认这些将会铸成重大的历史错误啊！

　　最后，尊敬的先生，您和聂华桐先生所主办的“高等研究中心”，中国人寄于深厚的期望。那里应该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会被上述问题所干扰。望您们和在您们领导下的人员拿出成果来，用事实说话比空泛的言论要强得多的多的多。祝您和您的家，新年好，春节愉快。 　





　


　　

《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

　　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上的讲话摘要

　　（2005.5.15）

　　《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时期。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洛”的地名外（仅两见），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并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迫）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距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签字、盖章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等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而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是，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明。岂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的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却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距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伤人、张口咬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捉到龟，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距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 　





　


　　

《老子》第一章的初步研究

　　千古以来，人们都在阅读《老子》，虽然人们在有形无形的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老子》的熏陶，但实质上是《老子》文中的“支言片语”的陶冶。然而，在社会中，在无情的现实之中，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少人的随心所欲地玩弄《老子》，对于认识的精进，毫无增益，且背道而驰！这样怪现象的显著表现是，不少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老子，可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老子和他的著作。历来的道家和道教以及研究老子的人，加剧了这个怪现象的延续。迫使不少有心于祖国文化真诚的人，也只好对老子敬而远之！即若智商很高的聪慧的人，也违心而不按老子的文章认真地去读《老子》，从不按《老子》的文字实事求是。就拿大家都熟悉的《老子》第一章来说，谁都没有抓住文章的实质，与《老子》的本意相去甚远，且人云亦云，日甚一日。是否如是，本文就《老子》第一章提出个人的管见，以澄清千古以来的文字谜团而就教于大家。

　　一、订正，试读《老子》第一章

　　通行本《老子》一章的原文由于大家的断句和解读随意有别，现先去掉标点符号，抄录于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共59字）。

　　我们已知，通行本（王弼本和河上公本）是当时的“社会传本”之一种（参见愚文《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是经战国、秦、汉不少文人的修订、整理乃至流传下来的，虽然在文字斟酌上有些优势，但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破坏了原来的文意。下面我们对此略加讨论。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第一章”原文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共64字）。

　　我们已知帛书《老子》是官方的抄件，它不仅受到官方重新抄写时的斟酌改订，也“揉进”了人们信手抄录的随意性，所以也必须认真审订。

　　显然，此文中的八个“也”字，就是受战国后期以至秦汉间文人的习惯而出现的。这既可能是官方改订，也可能是抄录者的文笔所致。同样的道理，多出的“所”字也是这个原因。剔出上述九个字，还剩55字，对比通行本则可知；

　　通行本（社会本）在收尾的部分中，就多一个“此”字，一个“而”字，两个“之玄”二字。显而易见，这是战国至秦汉的社会上文人所致。无非主观的意向是善良的，为了使《老子》的文章尽善尽美。然而弄巧成拙，背离了老子原来的文意。

　　通行本（社会本）一章的收尾部分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帛书抄本为：“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显然，两相对照，帛书抄本的“文意”要“原始”一些，没有多余的文字；并且，在思想性上也准确而精炼得多。当然，要联系此段是《老子》第一章全文论述思维方法总结性的语言，而且是非出现不可。不出现，则不可能是老子之所以为老子了。

　　另外，关于帛书抄本的“无名万物之始”，通行本为“无名天地之始”，这也有它自身的原因，“天地”与“万物”在本章中是等同的，不论是叙及“无”或者“有”，所使用的“之始”、“之母”也具有等同的意义，这也正是老子在此章所总结出来的“异名同谓”的道理。当然，严格来说，天地与万物是有区别的，然而，在第一章的天地与万物只不过是指范围的大小不同而已。

　　再者，“帛书本”中的“第一章内”有四个“恒”字，“通行本”均改为“常”，这一点是允许的，没有损伤老子的文意，且读起来更顺口一些。

　　于是，鉴于上述，我们当订正《老子》第一章的文字为55字，并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以玄，众妙之门。

　　虽然，《老子》已离我们那样遥远，但本章的文字却相当简捷，其文义也通俗易懂，现直译如次：

　　“道”（理）可以称为“道”（理）的，就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道路之道；“名”可以指为“名”的，就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普通之名。

　　例如：无，这个名是认识万物的开始；有，这个名是认识万物的起源。

　　所以，常常（随时随地）地求索“无”，就能看到客观世界的奥妙；常常（随时随地）地去求索“有”，就能认识大千世界的端倪。

　　“无”和“有”这两者，都来源一个出处，这是我们应该而必须知道的简单道理（道）。不断地、深入地、反复地求索、认识，就可以认识各个具体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走向自己的认识天地。立足于社会之中，正确的认识“百科”（各种科学）、“百艺”（各种技艺）之问题。

　　显然，这是通俗的哲学语言，也是严谨的文字论述，没有什么玄妙的地方。第一章是由四段文字组成：

　　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是为说明“名”的问题，而启用“道”字的。这也就是说：道，可以“指称”为道的，就不能使人们的认识停留在习以为常的“道”字之上的认定（这还包括，道路的道，和老子在有关“德”论的“常道” ——“德”），应该有一个更开阔的认识；之所以这样提出，是为了类推“名”这个概念，也不能停留在固定的认识之上。

　　2、“‘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老子具体以“无”和“有”这两个名，来进一步说明上述的认识。反之，则是以对道和名的认定，也就是要重视“无”和“有”的问题。“无”和“有”在人们的认识之中，是最容易停留在表面、直观、静止的认识之上的。所以，老子立即以“无”和“有”来证明关于“名”的认定。反过来又促进人们对“无”和“有”的认识。

　　3、何止如此呢？仅只证明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老子，立即用“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来说明揭示人的本质，人的本性！

　　4、正因为人的本性如此，和无与有的巨大功能。所以老子总结出：“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双向思维的方法。对于“无”和“有”的自觉探索、不断的求解，不仅是各个具体的人立足于社会的必定求索之问题，且也是人类立足于自然的本领！

　　这就是《老子》的第一章，这里只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知识性的问题。哪来的玄妙，哪来离奇古怪而异想天开的研究、探讨。我们的文人、墨客接触第一段，就犯了一个不可弥补的大错误。什么“说得出的”、“叫得出的”问题，什么第二个“道”字是言说的意思，这就拧了！

　　我们求解《老子》，只能在《老子》文本中去求解，哪能按主观想象呢？《老子》文中的言说只有“曰”、“云”、“言”，除此则无有它字也；何况2700多年前人们的言说还没有引用过“道”字（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自己认定“道”为言说之意，岂不是强奸老子，这还有什么严谨和严肃！ “今人在考证某问题时，不是上溯，而且下寻的弊大于利的不正之风”（也就是用后来的所谓文献去证明前人的言论）在文人之中蔓延的恶果，远不是实事求是。

　　下面，我们来把第一章的字、词，如：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无、有、常无欲、常有欲、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等作一下必要的说明。

　　“道”是老子哲学的基本单元。但在本章中，只是提醒人们注意“道”字，有更深入，更深刻不同于“常道”的地方。换言之，道是“非常道”。或者：道，含有常道或非常道。

　　“非常道”才是道，显然不同于“常道”。

　　“名”是人们的人为规定，是人们长期生存生活实践中所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它对人类认识史的进展起到了发展与决定的作用。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名”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人为的假定（和假设一样）。假定就是假，这就潜在了一个以假乱真、似是而非而不可避免的危险。所以老子在《三十二章》就“补述”曰：“始制有名（最先给予事物的指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不能随意套用名，当适可而止），知止可以不殆（这才能尽量避免错误的发生）”。本章的着意是，不要停留在对固定“名”的认识之上。

　　“非常名”，就不是大家都已经认定、认同了的“名”的含义，要进一步去不断地求索各个具体名的真实性。

　　“无”和“有”这两名，不仅我们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普遍的认识之上，并且还要探索相对的“无”和“有”和绝对的“无”和“有”。

　　“常无欲”和“常有欲”这是两个倒置词，其实应为“常欲无”和“常欲有”。这是老子文中只使用了一次的词语，与“无欲”、“有欲”没有任何的同义之处。这也是对人的本质的重要认定。当然，也是老子哲学的重要内容，在这里粗略地说一点：

　　“常欲有”，那还与动物毫无区别；只有“常欲无”才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本质。“欲”是人们生活的生存的基本要求和希望之所达，没有“欲”是不可能的。没有“欲”不仅不是人，并且不能是动物，也不能是植物。“欲”不是人的专利，动物、植物也必须有“欲”，因为它们也要生活生存，都有自己的“欲”。那么如何把人与它们的“欲”区分开来，则关系到人是不是人，也就是人的本质问题，人的本性问题，人的定义问题。植物为了生活生存，必须躲开“无”，在客观世界内“取其”现成的“有”为己所用，这才能使其植物成其为植物；动物为了生活生存，必须避开“无”，在客观世界内不仅取其现成的“有”，且还要找到对己有利的“有”为己所用，这才能使其动物成其为动物；人，为了生活生存，在客观世界内，取其现成的“有”，找到能找到的“有”，但这还不行，这还不能成其为人。人必须具有“取有”、“找有”的本领外，还必须“创生有”为己所用，这才是人。由是发现、发明、创造，才使人类成其为人类，才使每个具体的人，成其为人，从而在客观世界之内，独领风骚。

　　由上可见，只有人才能对“无”有所探求，有所企望，有所追求，有所认识，有其“无”的经验，有所“欲”。显然，不仅对“无”有“欲望”，而且必是对“有”之“欲”、不能满足自己之所需的必然结果。所以，对“有”的“欲望”，也就萌发了对“有”之所以为“有”的“欲望”。之所以为“有”的“欲望”就是“欲无”、“常欲无”，也就是“规律欲”，就是“有”之反的“欲”，这才是老子的“常无欲”的本意。故此“常无欲”，“常有欲”还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根本“欲望”，本质的“欲望”。唯此，才有可能认识客观世界，进而改造客观世界，为人类本身而服务也。这可是任何理论说教代替不了的本质问题，也不是巧取豪夺的聚敛的动物本性，（关于此，后文再议）。所以，“常无欲”、“常有欲”才能“观其妙”，“观其徼”，并运用它，才能使人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值得注意的是，“常无欲”、老子仅在第一章和三十四章中使用过两次，这与全文中的“无欲”是两码事，不能等同。）

　　玄之又玄，此处的“玄”字只能是认识、探索、追求。所以，玄之又玄是不断的认识、探索、深化、加深自己的理解。

　　“众妙之门”不是深奥之门。而是比比皆是的人类中的实践着的人，对所必须的自我实践的各个具体客观领域之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说的各个具体实践着的人，必须进入各个具体实践领域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认识的接近正确，深入、拔高、娴熟的表达。明白一点说就是“百科”之门，“百艺”之门，如何进入，如何提高自己的实践本质。这是人，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自觉与否所必须就范而无一例外的行为。而这行为，还无须乎什么所谓高深知识的积累，并且不是什么学府可以深造出来的普通人的起码的行为！

　　能够有所认识上述，再来意译一下《老子》的第一章：

　　道是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的指称，可以说明而且还要不断逐步加深理解，这与常道——德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它涵盖了德，还不止于德。

　　名是认识客观事物时的指称、规定，可以说明而且还要不断逐步加深理解，这与固定下来一成不变地去认识该名，是有所区别的，必须深化认识各个具体指称的真正涵义。

　　例如：“无”这个名，就含有天地之始的问题，就绝不能停留在大家习以为常的“无”的认识之中；“有”这个名，就含有万物之母的问题，显然不能停留在大家习以为常的“有”的认定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之所以是人的本质问题告诉我们：只有人才能“常欲无”，才能看到客观世界的奥妙；“常欲有”才能认识到客观世界的端倪。

　　“无”和“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不过是指称它们的“名”不同罢了，它们的本质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人类所必须探索的学问。只有不断地、自觉地、反复地、认真地，研究、探索、玄之又玄，才能进入百科之门、百“艺”之门，才能成其为一个人而立足于社会之中。正因为每个具体的人都必须自觉与否、意识与否的这样去做，才使人类成其为人类而前进在人类的进程之中！

　　这就是《老子》的第一章，老子他老人家，为了谈“无”和“有”这两个“名”，就把“名”的问题也带出来了。为了说明“名”，把“道”拿出来作为陪衬铺垫，而层层展开。之所以如此，乃是“无”和“有”太重要了。为什么“无”和“有”这么重要，因“欲无”、“欲有”是人的本性、本质。只有求索“无”、求索“有”，才能使人类前进！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老子》在关于“德”的论述中，所涉及的却是“无欲”、“有欲”的问题。是统治者的“有欲”问题，是统治者使“欲”的泛滥问题……显然，这已经离开了第一章的探讨。

　　《老子》第一章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无”和“有”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所必须求索的问题。无论你自觉与否、意识与否，每一个从母胎脱出而始的婴幼儿，都必须首先接触到“无”和“有”的问题。在其自身的一生一世的经历之中也是不断地求索“无”与“有”的问题，且直至寿终正寝！怎样求索，也必是玄之又玄也。这才是老子哲学的真谛，有哪一个人能是例外？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人由于历来的说教而玷污了这个纯真的问题。使这个问题被层层迷雾所笼罩着，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且还形成了不敢触及的重大禁区（原则问题）！否则就会遭到莫须有而莫名其妙的指责，戴上不可言状的帽子、挨着棍子、受到无情的批判！

　　回过头来，请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翻开您所能接触到的专家、学者的“解老”、“释老”的篇章看一看：有谁能接近于老子的真意，有哪个能认识老子的第一章？这种怪现象在我中华大地已旷日持久也。更让人费解的是：历来所有的解老者、释老者，与老子的认识，相去多远。而其中有不少的人是饱学之士、权威专家、教授及其著名人士、学者，都在这第一章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六个字中，转游不进去，而“玄”呀“玄”的“玄乎”了。殊不知，《老子》的第一章仅只相当于幼儿从咿呀学语后就要去读的“人之初”！

　　二、认识一下“名”

　　本来“名”这个问题都是很简单的问题。时隔两千七百多年后再来认识老子，也就使我们必须面对“杂乱无章”的现实，搞清他老人家的原意。这就迫使我们自身在“杂乱”的认识之中去把握老子的真实意义，也就不得不如此了。如果说我是以“今”释“古”，那也未必。因为直到现在之今人有哪个能超出老子的认识？有哪家能接近老子的观点？有哪个具体的领域不就范在老子的研究之内？

　　1、“名”是什么？就目前的所有认识来看，“名”只能归属于概念之中，也就是说，“名”就是概念。由此，这就有什么概念的发生、概念的概括、概念的分类等等，也就涉及到思维、抽象、表达、运演、逻辑、经验、归类……一系列问题。其结果就在各家、各派的哲学概念游戏之中，成了五花八门的问题。并且愈“说”愈糊涂，越“说”越不明白。

　　可是老子呢，在其基础认识之中，就把名归类到本体论中。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名（含实）、道（含反）、有（含无）是一个统一一统的问题。也就是说，名、实，道、反，无、有，实质性是一样的问题。是一个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具体指称的不同罢了。如果能按老子的思路解开其中一个问题，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就是人间事中所有“名”（概念）的共性，千万千万别忽视这个所有“名”（概念）的共性。

　　但是，老子也注意到各个具体“名”（概念）的个性，这就是《三十二章》中所说的：“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这也就是说，各个具体“指称”为“名”的“名”，也是对某类“事物”的抽象。有其类的共性，但不能忽视，名类中各个具体类中单元的差异。否则，你也会犯不可弥补的错误。

　　何止如此，假定我们把每一具体事物穷根追溯，我们按老子“名”的认识深入下去，再去认识“名”，那我们只有编号了！编号就真实吗？瞬间前就是该事物的历史，如何把握？也许只好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正是所有“智者”的通病啊！何况，这还是“名可名，非常名”的真正哲学含义。

　　2、名是什么，名是人们的人为规定，是人们长期生存生活实践中所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它对人类认识史的进展起到了发展与决定的作用。但是，本质上是人们在长期生存生活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假定，是人为的假定，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起始性的假定，也就是人们的人为规定。人为的假定，就是假，是假的。这犹如各民族、各地区，对客观事物假定的“音”与“符号”（包括字、词）的不同一样。各自所规定的“名”，也就是各自所假定的“名”，在各自的认识史中起到不可比拟的巨大作用。然而它却是假定的，是假的，这就潜在了一个以假乱真，似是而非的不可避免的危险。

　　之所以如此，乃是人们长期实践而得来的名的认识，这个漫长简直无法令人置信。就人类史前史来看，一百多万年前就有了石器（工具），但是在那时的人们有语言吗？有，只是态势性的模糊语言。百多万年的进展才到达新石器时代，万余年的进展才达符号文字的出现。此时，“名”还处在模糊时期，但是，这却是野蛮文明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就含有火的认识，符号的产生，记事的形成。那么要说什么是“名”，恐怕只能认定“符号”了！即若考古者把此类此时之“符号”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将糊里糊涂而不知所以！我国甲骨文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可我们的认识还也朦胧。直到三千多年前，金文的出现，我们才真正开始“名”了！由此，我们的概念发生学，几乎就是今人头脑的东西，哪有人类史的印记！换句话说，我们绝大数人们对“名”的认识，就是各个具体头脑的产物，与客观实际相差较远！也就是说，哲学家的认识，也难免有脱离实际之嫌，是在概念游戏中转悠。

　　当哲学研究者还在振振有词地探讨、理性、理论、概念时，科学家爱因斯坦先生不冷不热地说，经验到理论之间没有逻辑道路。数理逻辑在探讨直接的观察材料逻辑地建构理论也碰到了困难。上个世纪末，数学研究的前沿更尖锐地向哲学提出了挑战……等，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已有的哲学，是人们头脑的哲学。君不见，几乎所有的“哲学”定义都有不小的错误，怎能成为指导人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显然，哲学中所有的概念（这个名）的确定性如何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吗？

　　3、“名”是什么，“名”是人们无中生有的产物。在人们长期生存生活进程之中，从相互约定1＝1起；从亚里士多德启用了假设A＝A；中国的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至于普遍的认为，“是”就是“是”，或“是”等于“是”。于是这个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几乎统治了所有人的头脑。因为这是任何“蒙童”所必须接受的起码知识。我们的启蒙教育及其继续，无不在“A＝A”中转游，而这连起码的“亚氏”哲学表达式（A）＝A都还不足。因这个表达式或许还可解释为：A的集合才是A。靠近“亚氏”哲学最佳表达式，世界范围内都还有距离，何时才能逼近老子的哲学表达式。

　　这也无异于说：“名是名”的错误性是存在的，至少我们应该看到（名）＝名的问题。何况进入“亚氏”最佳表达式则应为（名·零·似名）＝名，而这样也还有不足啊。（有关哲学表达式的问题，请参见愚文《老子哲学研究》）。

　　4、“名”是什么，“名”是“名”的“似”。无论何“名”，我们的指称，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论述，如果能达到“似”的境地，就算不错了。 “似”是我们对该“名”的渐进认识、逼近的认识。如何真实地认识“名”，恐怕是所有人终身办不到的事情。如果能逼近“似”的认识，则是人们的最大的获取，那么，他就是大有作为者之“大家”。

　　名的“似”，正是“亚氏”哲学表达式中的A′的“可探性”的表达，只有明确这个“似”的存在，才能有逼近“名”的可能。

　　5、“名”不仅含有自己的“似”，且含有自身名的“反”，乃至于“悖”；同时还将含有其选择性，排他性和自身的差异性；同理还将看到名的逻辑性和非逻辑性的统一；更可看到名的混沌性，有序性，无序性；……显然,一个名的研探，将涉及到整个的哲学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名本身就是本体论的一员：道、反，无、有，名、实，一、零都毫无例外！

　　6、由是我们目前世界内的认识的“杂乱无章”，正是名的认识的各异而造成的。“亚氏”哲学既有它的功劳，也有它的严重不足。人类认识史的进展是一统的，虽然有差异，但我们不能扩大这个差异，只能缩小这个差异。只有使我们的认识渐趋一致，我们才有可能共同进取在这个唯一的地球之上！这个渐进统一的认识就是哲学的首要任务。所以，老子哲学本身仅定义为：“哲学是人们对于思维认识不断深化的学问。”因为老子的哲学是动态的哲学，是动态研究的学问。

　　遗憾的是，我们现有的哲学，还停留在小学入门的阶段。达到“赫氏”的初中水平都还不足，离老子太远。而老子却是我们自己的祖宗，我们为何要背弃他老人家的祖业之训？

　　三、认识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问题是古今中外人们所关注过的问题，且也是不少哲学家所求解过的问题，也是不少政治家所涉足过的问题。为着各自理论的建树，为着各自所需的利益，从来还没有看到哪家、哪个人曾深入触及这个问题的实质。

　　老子的第一章的中心话题只一个，就说的是人的本性问题。为什么老子如此重视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是在《老子》的“开篇”就涉足到这么一个问题，而恰恰所有“读老”、“研老”、“解老”的人，都不认识这么一个十分显著的问题呢？缘何如此？这只能说明一点，我们舞文弄墨的人的认识是如何的浅薄，我们的专家、学者、教授是何等样的知识素质，我们的“智者”是站在什么样的认识立场之上……而这个问题正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人之初”的问题。

　　中国的大学者孔丘，言“性”与“习”而不可分，其得意弟子孟轲，大谈“人之初”，“性本善”而歪曲了老子的认识；继之，他们之徒之荀况“反其道”而认定，“人之初”，“性本恶”。偏偏这样两个怪论却流毒在中国华夏的境内，而至如今！即若这样，亦可喜可贺，这乃是中国之注重探索的问题，还是根本问题之探求，是“人之初”之探求，西方如此探索却晚了很多。

　　直到西方所谓的什么直立行走；手足分工；饥饿、情欲；能思维；能劳动；能创造工具；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劳动；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的大杂烩的探索，才引起18、19世纪的“人学”的探索的“集汇”。我国的哲学界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来，随着主体性讨论的深入，才开始提出了人学研究的课题，而想亦步亦趋……

　　我们远在2700多年前的老祖宗，在《老子》第一章中就明确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什么？是“常无欲”，是“常有欲”。正因为人们有这样的本质，所以，才能“观其妙”，“观其徼”，而立足于社会之中；人类才能立足于自然之内，而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何谓“常无欲”，何谓“常有欲”。这是老子唯一独特的特指用语，是两个倒置词。其本意是：“常欲有”，“常欲无”。也就是常常认识“无”、常常认识“有”，常常理解“无”、常常理解“有”，常常追索“无”、常常追索“有”，常常索取“无”、常常索取“有”。这与老子全文所阐述的“无”和“有”的思想是一致的、一统的。唯独这一点，才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本质；唯独如此，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之所以是人，之所以“长揖而别”其动物界，乃是人能认识“无”、理解“无”、追索“无”、索取“无”。

　　在这个基本问题，在这个“人之初”的问题上，谁也没有注重、注意老子所指出的人的本质问题。可见那些所谓的崇《老》、解《老》、尊《老》者，都有意无意地架空老子而以售其奸，促使老子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非人。

　　老子，唯有老子，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内，在“众人皆有以”的情况下；且还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巨子之前，就率先指出了，只有人才能够“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欲是什么？欲是要求，是希望之所达，是满足于自身生存生活和必须企求的，是对客观世界的索取。然而欲不仅仅是人所有的，动物也有，植物也有。如何把人与它们分开，也就是如何把人与物分开来，这是严肃的问题。这也应该是哲学的起码常识性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是不是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要求索要解开的本质问题。

　　“欲”也就是索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看到，一切植物都可“取有”为己所用；一切动物都可“找有”为己所用。那么人呢？人也是生物，他们不仅可以从客观世界内“取有”，且也能“找有”。但这还不行，还没有与生物的本质相区别开来。那就是：人，只有人，能够在客观世界内，不仅仅是“取有”、“找有”，且能“创生有”而为己所用！也就是说：人，只有人，才可能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于是才有发现、发明、创造为人类本身而服务也。

　　人到世界上来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吗？不仅仅要“索取”现存的“有”，“找到”能找到的“有”，而且还要“创生”客观世界内所没有的“有”。也就是说：一切人，包括每一个具体的人，不仅是面对相对的“无”而“索取”相对的对己有利的“有”，而且还要面对相对的“无”，面对相对的“有”给予认识、理解、追索，从而不断地创造相对的“有”为人所用（索取）。由是，我们可简单概括为：“无中生有”才是人的本质。由此当可知道，不能从“无中”生出“有”来的不是人！

　　不是吗？任何人，只要是人类中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掌握这一本领，而顽强地谱写着人类辉煌而漫长的历史。

　　我们的政治家、军事家不“无中生有”吗？否则你怎样能取得你的成就？自然科学工作者，你不假设、假定、猜想吗？你不打乱你固定的思维模式吗？那么你还有什么？思想工作者，理论家们，你们在和什么打交道？那些，你看得到，摸得着吗？诗人、文学家、文艺工作者，你们的看家本领不就是虚构吗……工人日复一日地创造再创造；农民年复一年地从大地中索取，还有各行各业的行业中的技巧，家庭主妇的操劳的探索……当然，还有“无中生有”的不肖者的中伤他人的本领……等，都不是“无中生有”地“索取”吗，所有能生存生活的人都必须有自身“无中生有”的本领。都谨慎地知道我们有什么，我欠缺什么，我差什么，我怎样索取它，我怎样拥有它，我怎样占有它……总之，都归一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中来。

　　岂止如此啊，上述看似牵强，实际上我们的语言、文字、符号、概念、公式、定义、定理、方法、逻辑……主义等等的规定是什么？这都是对客观世界内具体事物取而代之的无中生有！没有这些我们还是人吗？

　　正因为是人，且不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都逃不脱“无中生有”这个本质的必然束缚。只有较为正确地对待“无中生有”，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有利于人类社会的今天和更好的明天！只有“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才能法自然，才能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

　　至于那些所谓西方的有关于人的论述，那也根本不值一提！直立行走，手足分工，这些概念都不明确。何况还有直立不起来的人，手足分工不行的伤残人，就不是人了吗？甚至有不少的动物也能“直立行走”，也有“手足分工”又当如何解释。

　　饥饿、情欲更是混账话，动物没有饥饿和情欲吗？

　　能思维、能劳动，这也不是话。思维是什么，劳动的定义如何，这些概念性更不明确。只有人能思维吗？近代已经有不少的学者在动物研究的领域内否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劳动的定义，却使人更不明了。有一个普及教育的回答，在小学生的字典中，居然写道“劳动”“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活动。”这更使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不能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人不是人，那么，求其生存而年复一年不能积累成财富的人肯定不是人了。何止如此，这样的定义，简直血腥野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另外还有很多人类中的人，如上一世纪中叶以前，“摸鱼”、“逮鸟”（上树捉鸟、掏蛋）为生计的人，他们不要任何工具，只凭借自己的身体、双手和健全的大脑，就能维持自己的生存生活，这和动物世界内的猛兽捕食又有何异，难道他们不是人类中的人，他们的行为都不是劳动？

　　什么创造（制造）工具的问题，更显得苍白，人类中有多少人不会创造（制造）工具的人，他们都不是人？

　　人是社会的人，这样的话等于没说一样，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动物是动物社会的动物都一样，这不是哲学家的语言。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和上个问题一样，我们马上可以同样写出，白蚁是白蚁社会关系的总和，蜜蜂是蜜蜂社会关系的总和……

　　总之，这都是“泊来品”，是西方认识的体现，是不正确认识人的本质问题的表现！

　　上个世纪，我们的伟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而是由于自身笃信的主义，引导他在具体实践中，使当时的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功成名就，十分显赫。自信太强，居然后来上升到我就是辩证法的境地，这也说明他的哲学功底不足。当他涉及到人性问题，就不可能深究。他指出：人和动物“最基本的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有意志的存在物”；他进一步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和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他还说：“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有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

　　显而易见，这有他崇拜的他人的东西，和解说他人的东西，远不如回到他青年时代的追索：“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那时，他还重视：“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这里虽然露出朦胧，但透过朦胧却看到了一个上进心很强的进取的青年之心，也算是人性的自我披露。

　　但在艰苦的长征和抗日胜利的促进下，再去认识人性他却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诚然，有的人已经批判了他的阶级绝对化的弊病。但是对于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不敢于批驳，显然这是哲学的幼稚。从哲学本质来看，它就是抽象，如果离开了抽象还有什么哲学可言，要嘛人性是个例外，不属于哲学探索的范畴；要嘛我们这位伟人就不是说的哲学问题。

　　所谓人的本质，本性的问题的探索，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质，是人之所以是人的原因和根据。而这个原因和根据才能决定人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价值，人的价值取决于人的本性、本质。由是，人的本质、本性，就不是某个人某些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人的问题，也不是今天人们的问题，而是从古至今所有人的问题，且无一例外。哲学是大家的哲学，不是某个人某些人的哲学，这都是一统的问题。不能从所有人中抽象出来的人性，就没有资格在哲学之中哼哼叽叽，也无权谈尊重人的价值！至于哲学家说一两句似曾有理的话，那是正常的，这不至于让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更不能不去认真对待。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位伟人的“实事求是”总是兑现不了？故且不说其他，仅从人性的问题中他就求不出“是”来。人性你不能认识，你能代表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母胎脱出而始来到这个世界之上的，从我们落地哇哇哭声开始，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自然、走向社会。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吸入了自然的“新鲜”空气，沐浴在和谐的“自然”光亮之下，我们的遗传本能告诉我们，在我们不适的时候，哇哇啼哭，是权威的呼唤……当我们能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毫无目的地扫视我们不知的一切……我们开始习惯了高贵富裕或庸俗贫贱的环境，我们分别不出什么？直到我们会笑、会翻、会坐开始“长牙”后，我们也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意思。当第一声“妈妈”从我们口中迸出时，我们也只是跟着人的学语。随后才开始分辨“妈妈”和“爸爸”的略有不同，我们也胡乱地喊着“妈妈”、“爸爸”。从我们落地而始，到此时我们还只知道“要”与“不要”，这却不是“现实”中的“要”与“不要”。我们只朦胧地觉得“要”是对我们有利的，“不要”也是对我们有利的。我意识不到“无”对我们的“威协”，“有”对我们的“有利”。我们更分辨不出人们什么是“哄”我们、骗我们，更不知这些东西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当我们蹒跚学步进而咿呀学语时，我们只接受到我们所接触的人的灌输的单词。我们开始分辨热、冷、好、不好、水、火……阿姨、叔叔、爷爷、奶奶……一个、两个……风、雨、雪……分不清也不要紧，我们天真嘛！更有趣的是，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什么……不知道。

　　有条件的把我们送到幼儿园，没条件的，也愿意和我们大小差不多的在一起玩、摸、爬、滚、打……不论怎样，我们不知为什么，总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也许是多一点真诚吧！即使我们有所争执，不依不饶地打斗起来，也不会造成多大恶果。不是吗？大人为我们的事还在争吵着，我们却又在一起喜笑颜开了。大人的禁令，有时候我们会“偏不”……

　　我们积累多了“为什么”慢慢在我们脑海里转悠，我们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我们开始形成了每事必问的“习惯”。我们也似懂非懂地问着，我们也似听非听地听着，这种好奇心使我们进入了3-7岁或更长的年代。我们开始迷信我们的妈妈、爸爸、老师和比我们知道得多的人。开始明白了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我就是我，一就是一，水就是水……

　　随之而来的高贵、富裕、庸俗、贫贱，迫使我们各自就范在各自的境况之中，也许决定了我们的一生的命运……

　　这样的境况留传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也许还要留传好多年，好多年……这就是我们不敢认定的“传统”吧？！

　　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忘记了各自所经历的历史和活生生的现实！他们的各自理论代表了什么，他们代表了谁的利益？这是空泛的口号，几句中听的言词所能解决得了的吗？他们不还是像“哄”孩子那样在“哄”老百姓！？

　　四、尊重自己的祖宗，较为正确地认识人的本性

　　从现在起，上溯2780余年，也就是公元前776年，西周末年的老子所著的《五千言》中，就明确无误的写出了人的本质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缴”。在世界范围内，两千多年过去了，居然无有一个人能触及到人的本质的实质，实属世界性的人性探讨的大悲剧。特别是我们这些华夏子孙，竟然捧着金饭碗，向着他人乞求“人性”的施舍，缘何不感到羞愧！较为正确地切近人性的认识，才能较为正确地认识人类自己，才能较为正确地谈及各个具体人的人格、人的权利，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解放。舍去人的真实本性，跟着人家鹦鹉学舌，亦步亦趋，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1、　　几乎所有的哲学“智者”的人性认识，是人类发展史中的“拦路抢劫”。

　　世界范围内的智者，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定人是“城邦生活的动物”——政治动物起，到西方所谓的：人是有目的的动物；人是有意志的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类或“类存在物”；本来的人性就是理性、意志、心；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由是人是经济动物；人类是分工的动物……直到近几十年什么人是文化的动物……等，而这些还不如回到马克思的论断中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加认真界定，否则就会错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些哲学智者们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人类认识史中拦路抢劫；在每个具体人的人生之中，也忽略了初始。而从他们各自要求所选定的任意“起点”开始：他们把理性与人性结合起来；把神与人性结合起来；把自然科学与人性结合起来；把人文与人性结合起来；把意志与人性结合起来；把经济财富与人性结合起来……等，不一而足，五花八门。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哲学“智者”在人类认识进程之中，选定自己的目标，营造自己的概念天地，任其自由驰骋。可是他们谁也不敢正视，人的初始而回答是不是人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是从母胎脱出而始来到这个世界之上的，从我们落地哇哇哭声开始，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自然、走向社会。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吸入了自然的‘新鲜’空气，沐浴在和谐的‘自然’光亮之下，我们的遗传本能告诉我们，在我们不适的时候，哇哇啼哭，是权威的呼唤……”只要是人，只要是人类中的人，这是他（她）来到这个世界之上而无一例外的起始行为，这说明什么？

　　婴儿的啼哭，之所以是权威的呼唤，因为他（她）宣布：“我是一个人，一个主体，来到了这个世界之上，我要有”！这必须在该主体的呼唤，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无论是亲人和他人的照料、喂养（奶、水、代奶食），他（她）才能生存、成长。他（她）的宣布，表明了他（她）不是动物，他（她）是人！他（她）失去了动物自理的本能，他（她）失去了自立的能力（蠕动、行走），他（她）甚至失去了找奶头的本领，他（她）在“自然”面前十分脆弱，成长80多天后才能翻动身体，170多天后才能坐立，几乎一年以后才能行走……

　　婴儿是人，也就必须有人的照料、喂养。否则，婴幼儿就会回到“长揖而别”的动物界而进入到动物世界之中。如印度的“狼孩”，以及2001年4月《北京晚报》报道的美国“狼女”的事迹（我们看到她，回到人的世界是多么的艰辛啊，对她的抚养和照顾还得从头开始，比抚一个婴儿困难得多）。

　　婴儿的啼哭是为了“要有”，无论是“吃”和“玩”以及“睡”，不适就哭。在哭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就“要”，有之余就“不要”；玩也“要”，玩之过就“不要”；睡之不足就“要”，睡之过就“不要”。这“要”与“不要”的表达方式只有一个，就是哭！由是，要与不要不正是“有”和“无”在作祟！，不要忽视了这个“初始”的“朦胧”，否则，我们对人的“本性”将一无所知。

　　这时的婴儿的依赖性是大的，倒不是依赖于人们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依赖于他（她）自己发展起来的骄、吵、哭、闹，依靠他（她）自己的“无中生有”的主观愿望（认识）的追求。越是他（她）“无中生有”能力的骄、吵、哭、闹的满足与否，越是显示了他（她）骄、吵、哭、闹的升级或淡化的程度如何。

　　从他（她）开口喊“妈妈”的第一声迸出，他（她）就开始了与人类世界的“无中生有”的经验接轨！随之而来的后天性知识的灌输，不论其对错，他（她）的知识程序就在编织之中不断地延续。凭借着他（她）生存生活条件的允许与否，决定着他（她）自己的生活、生存人生旅途的进程与发展：他（她）可能是一个政治的人；可能是一个经济的人；可能是一个文化的人；可能是一个有意志的人；可能是一个有思维能力很强的人；可能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可能是一个一无所求的人；可能是一个高贵而高尚的人；可能是一个卑贱而庸俗的人；可能是一个充沛的人；可能是一个颓废的人……（诚然，哲学家可以辩解地说：我们说的与你所说的毫不相干。我们所说的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有目的的人，有意志的人……与你所指的是两回事，你完全是庸人之见，不是按人类史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而认识的社会现象……）

　　上述可见，我们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给人性的定义是如何的浅薄,只是在婴儿发展以后、乃至独立自主以后、甚至是小有成就以后再去触及人的本性，而忽视根本，这是典型的认识上的拦路抢劫！

　　2、人的本性是宇宙本原的“复归”。

　　人就是人，人不再是动物，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一个简单问题。奇怪的是，所有的哲学论述，都要把人和动物牵扯在一起，然后再去区分其有别于动物的是什么。或许他们为了证明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之古老说法，还在不自觉的停滞在与神学的人的本质是上帝的问题牵扯在一起吧。时代进入到今天，人已经进入到21世纪，再去谈什么人的进化，这简直是对自然科学的揶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自然科学对人的认识，也还处在十分苍白无力之中，这牵涉到很多科学认识问题。显而易见，不独我们的哲学理论贫乏、贫困，也影响到自然科学认识的探讨不足，有待大的突破。对人的问题认识不透，才引起这些胡言乱语。这才造成：谁都知道什么是人，但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人是什么的奇怪现象的延续。

　　《老子》在四十章就指出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明白无误地告诫我们“有生于无”。也就是说一切“有”都是“有”生出来的，始“有”是“无”中生出来的。“无”是万物之源，万物之本，万物之根据，万物之根基。万物的本性都离不开“无”！

　　老子基于此，对待人的认识，就发展为，人之所以是人，之所以与自然界的所有发展物的不同，正在于人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认识无”、“理解无”、“求索无”、“索取无”而与“无”的本性接轨，才能重新“无中生有”。

　　之所以是重新“无中生有”，乃是在人的大脑及其神经系统内的结构上，也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展，形成了一个人所特有的“无中生有”的认识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形成就奠定了，人之所以是人，有别于其他任何自然之物的特定功能。它明显的特点是后天功能的逐步完成而渐趋完善，且在于每个具体人的自身的不断地“玄之又玄”！

　　上个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根据生物学家的发现，深化地认识到，人是“符号”动物，也许就是“文化人”或“文化的动物”。由是他说符号是“人的本性之提示 ”，文化则是“人的本性之依据”。实质上卡西尔所指的符号是：语言、文字、符号、概念、公式、定义、定理、方法、逻辑……主义等的人为规定，这当然包括一切文化现象。显然，这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

　　可是，卡西尔怎么认识到人的本性是“无中生有”的自然“复归”呢？根本意识不到“无中生有”是人的本性，并且是与宇宙本原的本性的结合？他失去了根本的认识，也只能在其论述中又重蹈概念游戏之壮举！

　　上述不仅证明了老子论断的正确性，且也揭示了世界哲学进展的迂曲后在向老子哲学靠近而直接接轨，从而将可进入到人类认识的一统之辉煌历程之中，共同前进！

　　3、人性的意义与世界几百年来关于人权的简捷回顾。

　　“人性”的认识，有什么意义呢？它可以明白地告诉人们，我们这些人的本性是什么？它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为什么到这个世界上来，自然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它宣布任何人，不论是什么民族，什么肤色，什么血缘，生活在什么样的各个具体不同的环境中的人，都是一样的本质，一样的本性。

　　然而为什么会造成人类社会中那么大的差异呢？这个罪魁祸首是谁，《老子》的全部《德论》就是论述的这个问题。

　　近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从工业革命开始,逐渐使不少追求“真知”的人，自觉和不自觉地，艰苦卓绝地奋斗在这一特定的认识之中，自发的“巴黎公社”，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林肯的“黑奴解放”，前苏联的奋斗，一战、二战的表演，中国的革命变革，不少国家的独立运动，南非的种族斗争，前苏联的解体……这一切反映了什么？只反映了一个问题，“人的权利”或“人权”。

　　但是，如果对人性没有一个一统的认识，那么“人权”将是空话，五十步笑百步，是没有什么真实意义的。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不达到60分的政绩的起码标准，那么就不能成其为较好的国家。它的“人权”也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它怎能说服人？只要是看到统治者的自鸣得意，“智者”、“众人”的兴高采烈，“俗人”的“昭昭”、“察察”，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权就得不到保障！

　　综上，基于人们对于老子误解太多，个人就“名”和“人性”的问题，仅只简单的作了一下探求；有关本章的“玄之又玄”及“双向思维方法”还没有涉及到，留待下次再来讨论。显然，这些都是个人认识，难免遗留不少的问题，切望诸君，本着对我们自己的老祖宗的负责和尊敬，敬请赐教。 　




　

　


　　

感谢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不仅仅不能拿出此稿，就是能活到今天都是很难、很难的！

　　感谢任凤梧先生的鼎力相助，没有他和他的两个女儿（燕池、燕昆）的资助，我也不可能这么快拿出此稿！

　　感谢邸振兴、张宝印、赵世勋、梁汉平先生们的支持和帮助，才能走到今天！

　　感谢燕遯符女士！

　　再次感谢大家，我将倍加努力，力争早日拿出《老子》全文的“注译”来！